再谈《黄河》的遗憾             田沈生

我的一篇随笔文章“黄河的遗憾”在报纸和网络上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人说这是一篇攻击“黄河”，攻击殷承忠的移民作品。也有人对文革以后再次改编这部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石叔诚先生大肆批驳，谩骂，甚至人身攻击。言论自由赋予每个人发言的权利。至于是以理服人，还是血口喷人，取决于个人的道德与修养，在此不作评论。仅想就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及创作动机，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深入了解和欣赏一部音乐作品，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与创作背景。拿破仑称帝，贝多芬将献给拿破仑的交响曲愤而改为纪念一位死去的英雄。可见在作曲家的心目中有着鲜明的爱憎，决不趋炎附势，这也是贝多芬伟大的人格所致。对于“英雄交响曲”来说，同是一部作品，作曲家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后来人在欣赏这部传世之作时，知情者除了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发出由衷地赞叹以外，更多的是景仰音乐大师贝多芬崇高的人格。只有伟大的作曲家才能创作出划时代的乐章。

1939年，冼星海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时，正值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这部合唱作品的成功在于它以音乐的形式深刻地表出中华民族的苦难，民族的觉醒与反抗，激发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决心与勇气，为民族解放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作品自始至终表达的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因而得到各阶层人士的认同与欢迎。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丝毫没有对偶像的崇拜与赞美，对权威领袖的歌颂与神话。恐拍这也是黄河大合唱在当时，在全中国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

然而，当中国历史翻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谎言掩盖了真相，谬误取代了真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边庄严地高歌“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国际歌的音符一个也不能改”；那边却在共和国总理指挥下，万众齐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三呼“万岁”之声，声震九霄。在这阵势之下，肩负公理道义，被誉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不是屈服于淫威，默不做声，以求自保。便是违背着自己的良心，祭起假大空的大旗，为虎作伥。这时节，那位自谕是“某某某的一条狗，他让咬谁就咬谁”的昔日上海滩三流演员粉墨登场了，并被那个荒唐的时代嘉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从此，开始了她指手划脚，大展身手的“艺术”与政治生涯。

当年的媒体统一腔调，铺天盖地地做了这样献媚的报道：钢琴协奏曲“黄河”是在江青同志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很难想象，一部杰出的音乐作品诞生在不敢说真话，良知泯灭，人性扭曲的年代，它的改编者在创作思维上，它的演奏者在艺术处理上，竟会完全脱离现实，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全国疯狂造神热潮中，这首“黄河”协奏曲就是跳进黄河也难澄清。更何况这部作品在它的结尾改编处理中，背离了原作的精神，揉进不相干的“东方红”与“国际歌”的旋律，已经是将“文革心态”表露无疑。

由此不难看出，这部钢琴协奏在当时的创作意图多少有些醉翁之意：即将原作者冼星海先生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精神的赞颂，巧妙地转化为对“大救星”个人的赞美，并且无限地拔高，吹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来迎合那个时代的需求。通过“黄河”使其神化为民族之魂，借这部音乐作品永世流芳。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改编会立马得到那位平日里百般挑剔的文化革命棋手的赞扬与推崇。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钢琴这种在那个时代与工农兵距离甚远的西洋乐器，竟会突然走红，出现在狠批“封资修”的文化革命的浪潮中，而且迅速响彻全中国。

现在，有人说抛开当时的时代与背景，当时的创作意图，就作品本身而论，这是一部完美的旷世经典之作。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是无法回避与改变的。如果不是这样，贝多芬又何必将自己的作品改名为“英雄”，艺术家忠于自己的理念，他是不愿意让人们在欣赏这部作品的同时，联想到复辟帝制的拿破仑。

我相信中央乐团於1987年决定重新修改钢琴协奏曲《黄河》也是出于相同目的。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先生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较大的改动，重新配器，恢复采用标准双管乐队，尤其是在第四乐章的《保卫黄河》去掉了大高潮中《东方红》、《国际歌》的旋律。我认为修改后的“黄河”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深刻意义上讲，都是成功的。

值得指出的是，它不仅忠于冼星海先生的原作精神，还避免了“黄河”这部传世作品为它的演奏者和欣赏者带来那段历史的记忆。从那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苦难历史。如果不让“黄河”彻底摆脱它的阴影，对这部杰出的钢琴协奏曲来说是不公平的，也将是它永远的遗憾。

                                               2007年7月18日  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