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何时了                      田沈生

　　上次回国，在北京，拜会了一位我十分敬重的老人，他是我同学的父亲。这位老人一生身居要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在他手里曾经掌握着京城髙官们的生杀大权。此人早年毕业於上海名牌大学，学生时代即投身革命，虽久居官场，却是位谦谦君子，无论是大权在握的过去，还是退休闲赋的现在，总是一脸谦和，平易近人，既使是对当年还是孩子的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一直喜欢和他聊天，这次也不例外。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耆耄之年，依旧精神钁烁，思维敏捷，言谈话语，条理清晰。谈及过去的往事，他不无感慨地仰天长叹：错，错，错。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革，恐怕还会继续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哇！老人言自肺腑。自建国以来，大半生都在中央专案组工作的他，在晚年发出了如此痛心的感叹。

　　“那时我们是一心一意地按上面精神办案，不分昼夜，不计劳苦，马不停蹄地全国各地奔波取证。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而我们二三个月不与家人联系是经常的事。当然，那主要是为了保密。”

　　“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实行有罪推论。凡被立案的人先己被上面视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搜集证据，来给他们定性。那时，为自己辯护就是抗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震慑人心的标语在中国的执法机关随处可见，也是办案人员最常用的利器。现在想想，对一个无罪的人来讲，这本身就是对人格的侮辱，对人权的践踏。既使对有罪人来说，它也没有尊重做为一个人的沉默权。那时沉默被视为无言的反抗，是要罪加一等的。现在，我以为这条标语应该走进中国的历史了。”

　　“那时代凡是办案的和被立案的人都明白，罪名是上面定的，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谁也推翻不了，那怕是惊天的冤案。文革前，彭德怀案、胡风一案都是如此，钦定的‘反党集团’不容置疑，我们就要去四处搜罗‘反党’的人证、物证，以便上面结案。如此一来，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案中。为求自保，涉案人员紛紛‘坦白’，争取从宽处理。由此又牵扯出一层一层的‘线索’。最后，从上到下，涉及全国各地无辜的受害人成千上万。不少人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见到这种结局，我们中许多人也曾深感不安，私下里也在置疑这种办案方式。”

　　“文革开始以后，专案组的办案方式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利，甚至公开以整人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彭总、贺总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受尽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相继在绝望中离世。每当消息传来，在我们这批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当中，许多人沉默不语。那时，面对这些惨痛的事实，在夜深人静之时，我也常常扪心自问：即便奉旨行事，就可以心安理得吗？可以说在我经手的要案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胡风先生，他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含冤坐牢几十载，终于活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如今，面对己是风烛残年的胡风先生，在我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这恐怕至死也难以平复。”

　　“解放以来，可以说除了髙岗、林彪案以外，中央专案组所办的案例，几乎全部被推翻了。当然，那也毫不奇怪。专案组本身就是凌驾於法律之上，是在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国家法制不完善，长官意志无制衡的状况下，黑箱作业中的畸型产物。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做为冤假错案推波助澜的工具，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功效呢？就目前解密的资料看来，髙岗与林彪案是否定性准确，也大可存疑。唉！你看这冤案一桩桩，血渍斑斑，令人触目惊心。罪过啊！我本人做为专案组成员，也难逃其责。”

　　他边说边摇头，布滿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看来，时年巳暮的老人动了真情，或者说他的那颗本性善良的心，对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发出了真诚的忏悔。

　　的确，在缺乏监督机制的中国，一旦被认定（不是司法判定）有罪，便失去了发言的权利。尤其是政治人物，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批判，接受人格上的悔辱、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折磨。就连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以及共和国元帅的贺龙等一代政坛要人也不能幸免。可悲的是，国家宪法连国家主席的人身安全也保障不了，更何谈草民百姓了？

　　有人会讲，那些都是文革时代的陈年往事，目前已大不相同，何必再提？就现今而论，前总书记赵紫阳未经司法判决被软禁十几载，这是人治还是法制？在中央铁腕反腐之中，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的髙层蠹虫，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人，翻开他们的资历，皆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出身平民。而官宦子弟姬胜德李嘉廷其罪相当，却能幸免於一死。这是偶然的现象吗？看来，要彻底杜绝冤假错案，在目前阶段，只有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依靠民主法制的日臻健全，和执政党自身制度上的改革了，除此之外，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