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當年在北京101中學(后排右一)

闲话“贵族学校”              田沈生

 　　前不久，一位身居中级白领的朋友向我抱怨：夫妻二人望子成龙，节衣缩食，送独子进入私校就读。谁知才半年，孩子频频表示不愿继续，希望回到以前的教会学校。追问究竟，孩子支唔不语。身为家长大惑不解，钱花了不少，反叫孩子不欢心，这是何苦来呢？

　　依我看答案其实很简单，十来岁的孩子多半是因为内心承受不住周围环境的压力。私校人称“贵族学校”，学生大多是达官显贵，富贾殷商子弟。名牌的汽车手表，高档的服装用品司空见惯，居家条件生活质量更是令一般家庭的孩子相形见拙，在与这些同学的交往之中难免令人产生自愧不如的感觉，内心无端地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在这方面我本人就有过切身的体会。

　　“文化革命”以前，北京也曾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所“贵族学校”，那是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为自已的子女创建的特别学校。这些学校无论校舍，师资，设备和环境都远比一般学校优越的多。我曾“有幸”就读的学校就是其中一个。学校的东面是赫赫有名的清华，南面是京师第一学堂北京大学，西面是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学校就座落在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毁的圆明园里，那里的景色依然秀丽无比，校园依山临水，绿茵环抱，果木片片，花草丛丛，远离尘嚣，寂静安谧，尤如世外桃园。据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下一代人生活的更好，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或许因为自已本身读书不多，因此特意为自已的后代安排特别优越的环境，以利他们进入清华、北大这类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望子成龙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愿，看来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不例外。

　　后来据说由於太特殊，为了照顾“影响”，或是说为了掩人耳目，标榜人人平等，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择优录取有限的一些普通百姓家的子女，我便属此类。记得当年我以三门功课二百九十三分的总成绩，兴高彩烈地进入这所学校的高中一年级。

　　谁料踏进校园的第一天就产生了异样的感觉，首先在众多黄军装之中我的蓝制服显的格外突出。那年头，干部子弟大多以穿着父母的黄军装为荣，而且按官阶大小军装的颜色、式样、布料也有所不同。我的打扮无声地道出了我平头百姓的家世。这还在其次，学生家庭调查表总是令我心里忐忑不安，班里许多同学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打爷爷那代就是老革命。相比之下，我的祖父与外祖父，一个是富农一个是医生，更要命的是我的父亲还有历史问题，当年上大学的父亲为了抗日救国，投笔从戎，却“错投”了国军，虽说只是一个空勤技术人员，可也算是历史上一个抹不掉的大“污点”。他万万想不到，几十年以后，这段经历竟会令自已的儿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从小在大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小学到初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初中毕业时更是全校唯一的优良奖章获得者。可自从进入这所“贵族学校”，算是彻底认“栽”了。虽说论学习，那门功课也不比人家差多少，同学们在一起还也是友好和睦，互相帮助的。可在那鼓吹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年代，说话做事总是暗自感觉矮人一头。那年头各种调查表又奇多，一见表我就发怵，回到家里自然不好向父母提及这些困惑，只有默默地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时时笼罩在心头，私下里多少次后悔不该进入这样的学校。记得高中二年级时，我曾在日记里写下题为“无奈”的诗，其中写道：岭草笑涧松，地势因缘，相争无力心不甘…….两年以后，文革爆发了。那条“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一夜之间把校园里毫无利害冲突的学生对立起来，把人分为“红”与“黑”，同窗之谊一扫而空。无穷无尽的斗争愈演愈烈，整个神洲大地也从此也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动乱”……

　　二十年以后，也就是我准备来澳洲的一九八六年三月，我参加了母校四十周年庆典，真不愧当年是“贵族学校”，昔日的同窗，许多人已经步入“贵族”的行列，从那一排排漂亮的小轿车《注：那年头尚没有私人汽车》里迈出富态的脚步，昂首挺胸，春风得意，不少人身后还跟着带枪的警卫员。在寒喧中，在相逢一笑之中，当年我的那首诗又清淅地出现在脑海里……。

　　所以，无论过了多少年，对于过去的一切总是耿耿於怀，如果命运让我重新选择，我决不会再进入这样的学校，一个本不属於自已的圈子，即使进去了，稍有自尊心的人都会产生一种不大舒服的感觉，更何况是成长中的孩子。

（200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