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黄河》的遗憾             田沈生

我的一篇随笔文章“黄河的遗憾”在报纸和网络上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人说这是一篇攻击“黄河”，攻击殷承忠的移民作品。也有人对文革以后再次改编这部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石叔诚先生大肆批驳，谩骂，甚至人身攻击。言论自由赋予每个人发言的权利。至于是以理服人，还是血口喷人，取决于个人的道德与修养，在此不作评论。仅想就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及创作动机，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深入了解和欣赏一部音乐作品，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与创作背景。拿破仑称帝，贝多芬将献给拿破仑的交响曲愤而改为纪念一位死去的英雄。可见在作曲家的心目中有着鲜明的爱憎，决不趋炎附势，这也是贝多芬伟大的人格所致。对于“英雄交响曲”来说，同是一部作品，作曲家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后来人在欣赏这部传世之作时，知情者除了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发出由衷地赞叹以外，更多的是景仰音乐大师贝多芬崇高的人格。只有伟大的作曲家才能创作出划时代的乐章。

1939年，冼星海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时，正值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这部合唱作品的成功在于它以音乐的形式深刻地表出中华民族的苦难，民族的觉醒与反抗，激发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决心与勇气，为民族解放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作品自始至终表达的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因而得到各阶层人士的认同与欢迎。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丝毫没有对偶像的崇拜与赞美，对权威领袖的歌颂与神话。恐拍这也是黄河大合唱在当时，在全中国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

然而，当中国历史翻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谎言掩盖了真相，谬误取代了真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边庄严地高歌“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国际歌的音符一个也不能改”；那边却在共和国总理指挥下，万众齐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三呼“万岁”之声，声震九霄。在这阵势之下，肩负公理道义，被誉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不是屈服于淫威，默不做声，以求自保。便是违背着自己的良心，祭起假大空的大旗，为虎作伥。这时节，那位自谕是“某某某的一条狗，他让咬谁就咬谁”的昔日上海滩三流演员粉墨登场了，并被那个荒唐的时代嘉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从此，开始了她指手划脚，大展身手的“艺术”与政治生涯。

当年的媒体统一腔调，铺天盖地地做了这样献媚的报道：钢琴协奏曲“黄河”是在江青同志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很难想象，一部杰出的音乐作品诞生在不敢说真话，良知泯灭，人性扭曲的年代，它的改编者在创作思维上，它的演奏者在艺术处理上，竟会完全脱离现实，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全国疯狂造神热潮中，这首“黄河”协奏曲就是跳进黄河也难澄清。更何况这部作品在它的结尾改编处理中，背离了原作的精神，揉进不相干的“东方红”与“国际歌”的旋律，已经是将“文革心态”表露无疑。

由此不难看出，这部钢琴协奏在当时的创作意图多少有些醉翁之意：即将原作者冼星海先生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精神的赞颂，巧妙地转化为对“大救星”个人的赞美，并且无限地拔高，吹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来迎合那个时代的需求。通过“黄河”使其神化为民族之魂，借这部音乐作品永世流芳。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改编会立马得到那位平日里百般挑剔的文化革命棋手的赞扬与推崇。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钢琴这种在那个时代与工农兵距离甚远的西洋乐器，竟会突然走红，出现在狠批“封资修”的文化革命的浪潮中，而且迅速响彻全中国。

现在，有人说抛开当时的时代与背景，当时的创作意图，就作品本身而论，这是一部完美的旷世经典之作。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是无法回避与改变的。如果不是这样，贝多芬又何必将自己的作品改名为“英雄”，艺术家忠于自己的理念，他是不愿意让人们在欣赏这部作品的同时，联想到复辟帝制的拿破仑。

我相信中央乐团於1987年决定重新修改钢琴协奏曲《黄河》也是出于相同目的。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先生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较大的改动，重新配器，恢复采用标准双管乐队，尤其是在第四乐章的《保卫黄河》去掉了大高潮中《东方红》、《国际歌》的旋律。我认为修改后的“黄河”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深刻意义上讲，都是成功的。

值得指出的是，它不仅忠于冼星海先生的原作精神，还避免了“黄河”这部传世作品为它的演奏者和欣赏者带来那段历史的记忆。从那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苦难历史。如果不让“黄河”彻底摆脱它的阴影，对这部杰出的钢琴协奏曲来说是不公平的，也将是它永远的遗憾。

                                               2007年7月18日  于悉尼 

    悉尼需要爱情                    宜川

时光倒退十年，澳洲的华人社区迎来了又一个移民潮。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获得居留身份的四十千(注：指当年四万大陆留学生)家庭团聚的浪潮掀起了高峰。悉尼、墨尔本和其他澳洲主要城市的机场迎来了一拨儿又一拨儿携儿带女的妻子或丈夫。团圆了，终于团圆了。相思几年的夫妻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再也抑制不住起伏的心潮，带着幸福的笑容，泪流满面。他们互相仔细地端祥着，互相擦抹着激动的泪花。在一旁拉扯着父母衣襟的孩子则大声地呼唤：爸爸！妈妈！几年的梦境终于变成了现实。在阳光下，妻子挽着丈夫，父亲拉着孩子，迎着南太平洋的和风，一家人迈向新的生活…….

十年过去了，他们之中许多家庭美满，生活幸福，拥有了自已的住房，汽车，一口流利英语的孩子也长大成人，进入了中学、大学，生活日趋平静与安宁。然而，晴朗的天空有时也会被乌云密布，碧波万倾的南太平洋有时也能掀起万丈狂澜,也会再一次击碎他们之中一些人的美梦，团圆不久的家庭由于种种原因破裂了…….

母亲离不开孩子，这是女人的天性.。为了孩子，再苦再难也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母爱－这唯一的动力使许多单身母亲历尽艰辛，独立支撑着一个破碎的家，一步一滴眼泪，一步一滴汗水地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如今孩子大了，有些更象羽翼丰满的鸟儿，展翅飞向属於他们自已的、自由的天际。面对开始稳定的生活，成功的母亲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这时,母亲又变回了女人。室内悄悄，对镜独怜，往事陌陌，摇头轻叹：眼角额头，细纹初显；昔日秀发，银丝微现。不知不觉，人已中年。白日好过，长宵难捱。午夜梦迥，转侧难眠，孤灯只影,空寂悄然。心中凄苦，谁人可诉？缕缕情丝，阵阵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唉！真个是做女人难，做独身女人更难哪!

为此，本刊记者专程走访了悉尼几位单身母亲，倾听到她们吐露的心声……

                                        一切随缘的基督徒

“说真的,以前真没有什么感觉.”爽朗的A女士坦白地说”每天从早忙到晚,什么也顾不上.天亮起来弄早餐,送孩子上学,赶去上工.下午进门,赶忙做饭,匆匆吃上一口,赶去夜校.深更半夜,回到家,疲惫不勘,倒头便睡,一觉天亮。循环往复,人也麻木了。”话虽这样说，可A女士非但没有麻木，反而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硕士的课程。成为一名移民学校的英文教师。站在讲坛上，向那些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学生们讲述人生奋斗的历程。当然，她略去了做为一个单身母亲所付出的更多的艰辛。

如今，相依为命的女儿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使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转过身时，又暗暗地叹了一口气，那难言的往事又实然浮现眼前：当年，她领着八岁的女儿，提着大箱小包，脸上还带着相逢的喜悦，走进丈夫在信中多次描述的家。她熟悉门里的一切，甚至熟知每一个房间的阵设与布置。那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待女儿睡去之后，她在灯下一遍一遍地为远在万里之遥的新家勾画设计蓝图，然后带着徵笑进入甜蜜的梦乡。临行之前，她又专程去高档商店为客厅和卧室买来配套的装饰物品。“我和女儿的到来会让这个家变得更加温馨”在电话里她对丈夫激动地说。

谁知,门开了,她才发觉,在这个熟悉的家里,除了熟悉的丈夫,还有一位她不熟悉的人,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在她和孩子到来之前,巳经占据了这个原本属於她的家。眼前的一切，如同晴天霹雳，她欲哭无泪。不顾尴尬的丈夫苦苦哀求，扯着女儿转身而去……是救世军组织帮助了她,或许这也是她日后皈依基督的主要原因吧。

“说实话，当我后来买下自已的房子，无论怎么布置，也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不怕您笑话，我这才意识到，感情的缺憾是无法用物质来弥补的。唉！四十多岁的人了，谈不上什么高不成，低不就。可是找不到那种感觉也不愿草率行事。或许当教师的原故，总给人一种居高临下、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吧。不知您是否也有同感？所以到现在还是孑然一身，怎么办呢？一切随缘吧。”

咦！一位基督徒怎么讲起佛教徒的话来了？经我一点，A女士也笑了。

                                           不幸的贤妻良母

和A女士相比，B女士是另一种女性。她个子不高，却很丰满结实。圆圆的脸庞短头发，小鼻子，厚咀唇，一双不大的圆眼睛里总是透着坦诚，一眼就可以断定这不会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从言谈话语中也证实了她善良的本性。怎知时运不济，在她到达悉尼的第三年，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丢下她和十岁的儿子，无依无靠。那些日子，她茶饭不思，整日以泪洗面。回想起夫妻恩爱的日子，五内俱焚，痛不欲生。自打结婚，她把一颗心全扑在丈夫身上，心疼开卡车的丈夫工作劳累，耗精神，每日下班急急回家给丈夫煲汤，花旗参、苟杞子、大红枣从未间断过。丈夫对她也是宠爱有加，时常为做家务与她争得面红耳赤，尽管咀上生气，心里却感到一丝丝的甜蜜。细心的丈夫每次长途归来，总少不了给她带一两件小礼物，那怕只是一双普通的袜子，也让她雀跃不已。尤其小别胜新婚，夜晚丈夫粗壮有力的臂膀把她紧紧地揽在怀里，几句悄悄话足以令她腾云驾雾，那时她感到只有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儿子的诞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可言状的惊喜。她清楚地记得丈夫闯入产房，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在她脑门儿上，眼晴上，脸颊上，咀唇上，狂亲狂吻。她躲闪着，羞红的脸火辣辣地滚滚发烫…….

不知为什么，几年来，在她心里除了儿子再也装不下别人。如今，长大成人的儿子带女友回家来，年轻人的唧唧我我竟会勾引起她消逝已久的情思。最近，她时常无缘无故地感到浑身发热，咀唇发干。尤其夜静时分，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那颗悸动的心，一种莫名的渴望在时隐时现地冲击着她，其痒难搔。当她发觉身体上出现的变化，又暗自羞愧起来。突然，仿佛一道闪电划破夜空，那车辆破碎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令她想起了丈夫，想起了从前，心酸的眼泪止不住顺着面颊泊泊流下，湿透了枕巾。可恶的夜晚哪，你为什久这么静，为什么这么长？

何必要这么苦自已，今后总要有个托付后半生的伴侣呀！我开导她。“我也是这样想，可一见到周围二婚的夫妻又有几人是恩恩爱爱，长长久久的呢？再说，怎么也要等儿子独立生活以后，再考虑吧。”时时处处不忘孩子，这绝对是个贤妻良母。与她握手告别的时候，衷心祝福她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个完美的归宿。

                                         红颜真是薄命吗？

 “说什么呢？自古红颜多薄命呗！”这是C女士对自已的结论。可从她那闪动的眼神里我注意到，话虽这样说，却多少带有些潜在的得意。或许漂亮女人明白自已爱招惹是非，容易引来狂蜂浪蝶，尽管身不由已，可也验证了自已的魅力所在。天下有哪个女人不希望有过人的魅力呢？

初见C女士，从她那左盼右顾忽闪闪的大眼晴里，从她那风韵犹存的脸上，可以断定年轻时一定非常漂亮。一直以来，我认为美人可分几种类型：高贵典雅型，文静淑娴型，青春活力型以及妖艳放浪型几种。她属于后一种。只见她的身体习惯性地往沙发里一靠，二郎腿一跷，左胳膊托右肘，右手食指中指夹一支香烟，不时放进咀里，来上一口。偶而还自我消谴似的随囗吐出一溜烟圈儿，看来还真有点儿水平，个个都挺园。望着它们渐大渐远，眼角里流露出一丝孤芳自赏的神情。

我们的话题就从香烟开始了…….

说什么“喜酒愁烟”，我看喜酒是瞎掰，借酒浇愁有的是。愁烟倒是不假，我抽烟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开始的.说起来也是鬼迷心窍,插队时那么多同学围着我转,我偏偏看上了他.或许是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说他爸一没事,要回北京还不是小菜一碟。谁知在他调回北京的第二个月，我发现自已怀孕了.赶紧向朋友借了三十块钱作路费，千里迢迢去找他。一听说我出事，吓得他毛了爪，推脱有事勿勿离去，以后再也见不到人影了。他家大院门口有大兵站岗，没有里面人接进不去，我只好天天倦缩在门口等他出来。在京城潇瑟的秋风里，望着紛飞的落叶，心里又悔又恨，又急又气。就这么开始抽起烟来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一天没一包烟打发不了日子，至到现在。

后来得知他当兵跑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厚着脸皮求在医院工作的姐姐托人帮我做了，可心里还在幻想着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咳！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从一个不憧事的姑娘变成了怀过孩子的女人，还自己在一边冒傻气呢。从那以后，我开始恨一切男人，不与他们交往和接触。

谁知几年以后，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鬼使神差地遇到了我儿子他爸，他那斯文的外表令我失去了警觉，那幽默风趣的谈吐灌得我五迷三道，又禁不住开始昏头涨脑了。唉！命运总是跟我过不去。半年以后，我再次怀孕，才知道他是个有家室的人，女儿都快上小学了，我欲哭无泪。几个不眠之夜，再三考虑，决定这一次把孩子生下来。后来当他得知我生了儿子，又主动跑来找我时，我己经带着孩子远走髙飞了。

虽说拉扯个孩子不容易，可他却使我精神上有了依靠和安慰。为了儿子，我愿付出一切。后来，我发现无论到那里，围着我转的男人有的是，这时的我也就不客气了，专捡有用的上，用完了就撇，绝不留情。再说，我也早看透了，世间哪儿有真情啊？不瞒你说，到澳洲来就是个深圳傻B老头子出的钱，我和他相识不到四个月。或许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静下心来，我也觉得这里面多少有些欠疚，可更多的感觉是一种莫名的报复。再说，在女人身上大把大把花的钱，有几个人是靠血汗挣来的呢？我又怎么能再相信这些花言巧语的男人呢？我儿子就是第二次相信的结果，还好这个孝顺的儿子马上要大学毕业了，我也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那么，在你的内心世界有没有留给自己一份真实的情感呢？面对我的问话，ｃ女士第一次垂下美丽的大眼晴，陷入了沉思，手上的香烟青烟枭枭…….

                                             心碎的 女博士

Ｄ女士是我的老朋友，来澳十来年，完成了两个硕士学位，目前的博士论文也已接近了尾声。她在美国实验室工作一年后，返回悉尼，曾打电话给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悉尼大学她的办公室里见到她的时候，她一副失落的神请，两眼红红，强颜欢笑。我发现桌上电脑旁一堆揉成团的纸巾，她刚刚还在哭泣。不等我问，她己忍不住全盘托出，原来学业成就，家庭却面临破碎。

说起来这也是命。她与丈夫都是出身书香门等，都是埋头只读圣贤书的那一类人。虽说自结婚以来他们散多聚少，大部分时间都是钻在各自的学问里，互不干扰，闲时通信通话，聊解相思之情，已成自然，平静的生活从来没有想到会出现节外生枝的情况。Ｄ女士在国内完成了硕士学位，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澳洲，又读了一个洋硕士，并获得了居留身份。丈夫出生在广州，在香港完成博士学位。因一时找不到工作，也就随妻子移民澳洲。初到澳洲，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精通，只好闲赋在家。

博士搞不了自巳的专业，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久居澳洲的妻子体谅丈夫的心情，生活上处处关心他，照顾他。由于她们没有孩子，她爽快地満足了丈夫的要求，把侄女从中国接来澳洲读书。人人都知道，在澳洲子女的教育费用是一笔庞大的开支，龙其是海外学生，光学费一项就要万多元一年。Ｄ女士毫无怨言地担负起全部开支。一家三口，经济虽有些拮据，日子过得倒也温馨。这么多年了，毕竟第一次有了个实实在在的家。

三年后，丈夫在香港谋到一个大学教书的位置，本职工作，收入又髙，立刻兴冲冲地应聘去了。临行前许诺等安顿好了便接她过去。从此，Ｄ女士便在编织的美梦中，与丈夫的侄女一起过起了母女般平淡的生活，一晃就是一年多。

后来，天生好学的她决定攻读博士，和丈夫看齐，远在香港的丈夫多次表示全力支持。为此，她必须赴美实验室工作一年，以获取相关数据资料。在美国的后半年里，不知何故，渐渐感到丈夫的来电少了，涉及感情的话题也渐渐简单了。假期她想去香港探望，丈夫总是推说工作太忙，劝她缓行。这个书呆子只有工作没有家庭观念，Ｄ女士一直这么认为。春节来临，她提前完成了实验，决定回去过个团圆年，给丈夫一个惊喜，没有通知他便登上了飞机。

怎知刚刚下课的丈夫见到久别的妻子，不但毫无惊喜，反而一脸惊恐，将她安顿在旅馆，便要勿勿离去。见此状况，她如同冷水浇头，茫然不知所措。在她不依不饶，充滿疑惑的死纏滥打之下，书呆子才吞吞吐吐地讲出了真相：原来他身边己经有女人了。

他沮丧地承认自诩从不接近女色的他，这次陷入了感情的迷网，在香港，他遇见了自已年轻时代的初恋情人，旧情复燃。当年因为“恋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而伤透了心，曾发誓终身不娶，拖到三十几岁才在家庭的压力下，不得已草率成婚。就目前事态的发展，尽管他知道自已的做法不道德，也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可‘旧爱价更髙’，决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可怜的Ｄ女士对丈夫的过去毫不知情，这么多年了，以为找到了事业上和精神上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事业有成，冀望一种平淡的家庭生活。

如今，现巳年过半百的她，该如何去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呢？她兴冲冲而去，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暗然返回了悉尼。就这样，她还是没有忘记去关心她丈夫在悉尼读书的侄女。孩子总归是孩子，不应该让她品尝大人酿成的苦酒。好一个善良的女人。不知那负心的丈夫对此有何感想。

沉默了很久，我想找几句安慰她的话，又不知怎么讲。“不必了，谢谢你的好意。”Ｄ女士眼圈红红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做为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会向大自然屈服，却常常会沉陷在人类感情这个可怕的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就这点来说我不怪他。可是做为人，尤其是中年女人，事业再成功，在她内心最最渴望的还是一个温馨的家。”讲到这里，Ｄ女士的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出了大学的校门，我的心情异常沉重，默默地朝城里走去。

黄昏的悉尼景色迷人，繁华的乔治大街，川流不息的车辆，五色缤纷的觅虹，这一切不禁使我想到，美丽的悉尼，你需要更多的爱去平抚那些感情失落的母亲，给她们以更多的信心与勇气，去面对坎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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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的遗憾                             作者：田 沈生

      我正为了修改一篇文章，聚精会神地敲打着计算机键盘，收音机中播放着澳洲ABC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那是一组以世界著名河流为主题的专题音乐欣赏；在优美 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之后，忽然，气势磅礴的管弦乐响起，随后传来的音乐铿锵有力、婉转流畅、动人心弦。啊！这是我极为熟悉的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  我不禁感到一阵惊喜，立马全神贯注，侧耳倾听。

  乐曲由深沉的《黄河船夫曲》拉开了序幕，接着是庄严而神圣的《黄河颂》、如泣而悲壮的《黄河愤》，通过钢琴的键盘，仿佛在述说着一个民族的兴衰。钢琴声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时而平缓，时而激荡，以强烈的音阶起伏，演绎着黄河的险滩与激流、民族的苦难与觉醒。最终，钢琴声发出黄河巨浪般的呐喊，雄壮地弹奏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保卫黄河》。乐曲在激昂慷慨，汹涌澎湃的高潮中结束，余音袅袅，给我留下心灵的震撼和久久的回味。

  不知怎的，这首曾经听过不下数十遍的协奏曲，在此时此刻，除了令我感到万分亲切之外，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自豪------中国的钢琴曲终于在由西方主导多年的古典乐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得到国际音乐界的赞誉。在此之前，尽管中国不乏音乐天才，也在国际声乐、提琴与钢琴等大赛中频频获奖，可说到音乐作品，除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之外，再没有更多具影响力的作品展现在国际乐坛。众所周知，钢琴是乐器之王，这部钢琴协奏曲《黄河》首次为中国敲开了世界古典音乐殿堂的大门，它的问世，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骄傲。

          然而，当澳洲电台在介绍这首乐曲时，我却从中咀嚼出一丝淡淡的苦涩。电台介绍说，这部钢琴协奏曲是根据中国作曲家冼星海于1940年创作的合唱曲所改编，由中国中央交响乐团担任协奏，钢琴的独奏者是殷承宗 。介绍中完全没有提到指挥与作品的改编作曲者，我知道这不是澳洲电台的失误，而是那个时代遗留给世人一个至今没有揭示的谜团。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钢琴协奏曲《黄河》产生于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中期 。那时，除了伟大领袖和“旗手”江青之外，不准擅自突出其它个人，加上原作曲家储望华先生受其父亲------全国知名“大右派“储安平先生的牵连 ，当然更不可署名，因之这部作品便被冠以“集体创作”，延续至今。直到储望华先生定居澳洲以后，经由媒体采访，并有过一篇以《黄河的忧伤》为标题的报告文学问世，才讲述了那段不寻常的历史 ；几年前，这篇文字曾获香港报告文学一等奖。

 至于这位钢琴家、演奏家殷某人倒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值得一提：当年，由于演奏《黄河》，使殷某人红极一时，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那时舞台上的他一脸肃穆，留着寸头 ，一身象征革命的绿军装；演奏时，他满怀“革命“激情，却又能谨守分际地控制着他的情感，再陶醉也不敢象在五十年代获国际大奖那样，旁若无人地前仰后合，摇头摆脑，一副大艺术家的姿态------通常在与江青共同露面的许多场合，他的神态与举止总是一副虔诚的学生模样。

  许多年以后，他移居美国，谈及文革，也象余秋雨一样，不思忏悔，声称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时不时还真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以博取别人的同情。至于他是否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迫害，别人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应该心知肚明，扪心自问：为什么当年不辞劳苦，一次次亲自跑到北京西郊的一所理工大学， 所为何者？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原来在那所理工大学有一位教无线电学的教授，其夫人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教授，当今著名的钢琴家周广仁女士就曾经拜师在她的门下；他们夫妻于五十年代回国时，从美国带回去一台世界名牌钢琴------斯坦威小三角琴，据说当时国内仅有三台，两台分别在上海和天津的音乐学院，只有这一台归私人所拥有。那时，这台琴正静静地摆放在一间不大的琴房里，它的主人在六十年代初，不幸患病，留下中年的伴侣和四个未成年的子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痛失爱妻的丈夫常常独坐琴房，睹物思人，面对印满爱妻指纹的每一个琴键，他许下了终生不娶的誓言。那一年，这位剑桥毕业的学者还不到五十岁。

  文革爆发了，知识分子被作为臭老九踢进了牛棚。就在这时，因演奏《黄河》而风生水起的殷某人接二连三地找上了门，据说有一次还手持中央文革的介绍信，企图通过当时大学的革命委员会向这位教授“借”琴。当时，身陷囫囵的教授却没有失去做人的尊严，他不卑不亢地说：「强行抬走，我无力阻拦；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借」，这是爱妻的遗物，我不能同意。」是趁人之危，还是狐假虎威？在此，本文作者不便下结论。文革以后，这位令人钦佩的长者亲口对我讲：如果不是以势压人，如果不是殷某人口气大得惊人，尽管难以割舍，我也不会太为难他，毕竟他也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

 后来，这位当年满怀报国之志，携眷归国的学者，历经了风风雨雨的政治运动，子女四散，孓然一身，孤独地生活了数年之后，在耄耋之年，带着无限的遗憾，到美国与子女团聚，仅过了一年多，他便长眠客乡了。

  说到《黄河》，不能不提到它最初的演出阵容。当年江青搞了八个样板戏，搞来搞去还是没有跳出”土“的圈子。她想在来访的外国首脑面前露一手，就必须在“洋”字上下点功夫，于是，交响乐“海港”、“智取威虎山”等不伦不类的东西陆续出台，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最后，终于发掘了《黄河》这块瑰宝，当即下令调集中央乐团最强的演出阵容为钢琴协奏，据说有些器乐演奏家还是被从“牛棚“里匆匆提出，仓惶上台。当时的指挥，第一小提琴以及各种器乐的首席演奏者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顶尖级音乐家。

  文革以后，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因着不同的际遇，离开了《黄河》的发源地，定居海外。据说有一年，在纽约华人庆祝中国新年的晚会上，舞台上交响乐队的阵容，竞几乎是中央乐团的原班人马。有人戏称：这可要比目前国内的中央乐团演出阵容还要强大，如果再加上这位当年红得发紫的钢琴演奏家殷某人，这部钢琴协奏曲《黄河》真可以原汁原味地在他乡上演了。

  如今，滚滚的黄河不仅流向大海，而且永久地流到了大洋彼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不能不说是《黄河》的遗憾。

  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部杰出的作品中，或许是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或许是迫于“旗手”的淫威，在出于无奈下，乐曲的主要改编者储望华先生多少偏离了冼星海先生原作的精神，在乐曲结尾的高潮中，生硬地加入了美化权威领袖的音符，使得这部传世之作留下了一点永久的瑕疵，令人感到遗憾。

                                                （ 2007年1月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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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走了四十年                           田沈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中国大陆曾经爆发了一场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运动，即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人为挑起的动乱如同烈火，来势凶猛，不仅焚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连人类公认的准则、文明、道德、人性也统统被摧毁，被扭曲，难以统计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生命被无端残害。四十年过去了，这场运动如同恶梦一般，经历过它的人，心中无不留下永久的颤慄与伤痕，至今难以磨灭。

      提到文革，我就会想起含冤辞世的叔叔。至今，他走了整整四十年。

      叔叔一九二八年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雨金镇，在家里三兄弟中他最小，排行老三。爷爷是当地的镇长，出名的老好人。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凡是路过镇上的抗日队伍和人员他都会鼎力相助。爷爷亲口对我讲过，当年李先念（前国家主席）去延安骑的马就是爷爷从家里牵出来，亲手交给他的。一九四四年，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发出 ‘十万青年十万兵’ 的号召，爷爷深明大义，把正在读书，年仅十六岁的叔叔送上抗日的战场。

      也是命运捉弄人，血气方刚的叔叔随青年军开赴云南，还没有和日本军打过照面，战争结束了。日本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剑抜驽张。一九四六年，叔叔所在的部队被空运到东北，内战开始了，那年他才十八岁。后来，叔叔对我父亲讲，那时不懂什么政冶，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完蛋了，中国人自己还要打仗，只知道做为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可那场战争的残酷令他今世难忘，眼前总浮现出漫山遍野，死人成堆，千村万户，一片废墟的惨景。叔叔几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满身血迹，踉踉跄跄地去寻找打散的部队。最后，他们的军队被围困在长春城里几个月，正值冬季，饥寒交迫，死人无数。守城的郑洞国将军迫于无奈，宣布起义，部队随之被改编，少尉军衔的叔叔被分配到抚顺煤矿当了一名矿警。

      一九五零年倝战爆发，叔叔满腔热血，又一次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朝鲜战场。在空前惨烈的上甘岭战役中，叔叔做战英勇，九死一生，荣立个人三等功，受到上级嘉奖。一九五三年，被部队领导特别保送回国，到北京坦克兵学校学习深造。记得我父母还带我专程去京郊长辛店部队驻地看望叔叔，那时的叔叔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次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见到叔叔。

      谁知，才一年多，叔叔被突然通知提前退役，据说还是为了照顾他，才没有回农村老家，分配在西安市电车公司当了一名机修工。离京前，叔叔私下里对我父亲讲出真实原因，主要是国民党军队那段历史和富农成份的家庭出身，使他失去了被培养晋升的机会。好在叔叔这个人向来随遇而安，並无过份计较，本本分分地干起了机修。由于叔叔工作兢兢业业，不时受到领导表扬，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叔叔成了家，嬸嬸是一位小学教师，堂弟在一九五八年出世，顺应时代潮流，取名跃进。那时叔叔给我父亲来信讲，这辈子一家人平平安全，日子过得去，也就心滿意足了。

      谁能料到，那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頃刻间破碎了多少人的小康之梦，更给多少家庭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做为一名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京城一片‘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喊杀声中，蹬上了‘革命串联’的征途。一路经过包头、兰州到达西安。沿途五花八门的‘革命暴力’己经使我领略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毛泽东的名言。尤其是在开往兰州的列车上，亲眼目睹的那一幕惨剧，至今心悸不已。我清楚地记得在火车上，身着军装，挥舞皮带的红卫兵，一帮一伙，挨个车厢，逐人质问：是什么出身。遇到出身非红五类（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以及被押解回乡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旅客，轻则骂一声、抽一皮带；重则拉出来暴打，剃阴阳头，挂上牌子，游车厢示众。说来也巧，我刚从位于车厢尾部的卫生间出来，迎面看到几个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押着一位血流面满，衣衫撕烂的中年男人，那人也就三四十岁，胸前吊挂的纸牌用黑笔写着‘逃亡地主’四个扭曲的大字。他低着头，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浑身猛烈地哆嗦着。原来，后面有几条带铜头的宽皮带，在叫骂声中不停地抽打在他头上，身上。那时，列车正在咣当咣当地穿越黄河大铁桥，只见那人在走过两节车厢的连结处时，抬起头，回首张望了一下，正与我的目光相对，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冷不防，他纵身跳了下去。当时，这帮惊呆了的红卫兵先是一楞，接着奋臂向桥下高呼：地主分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难以想象，一条生命就这样在眼前消逝了，而这群才十几岁的孩子，在他们的心目中竟没有一丝怜悯，只是充满仇恨。这就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革命’青年，他们以疯狂的行为推波助澜，使这股迫害风潮迅速向全国漫延。

      八月的西安，正是‘红色恐怖万岁’的高潮时期，当地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恐怖战斗队》借革命造反的名义，在城里城外大肆打、砸、抢、抄、抓，千年古都被毁容，无辜百姓被打死打伤，不计其数。最骇人听闻的是，街头墙壁上竟出现用人的鲜血涮出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除了穷凶极恶的暴徒，路人见此无不胆战心惊。尤其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随时随地，有可能祸从天降。

      那时街上，一片啸刹，除了四处横行的红卫兵和他们组织的带高音喇叭的车队在喧嚣，很少有路人行走。我不知深浅，一路摸摸撞撞来到电车公司。一进厂门，就觉得气氛不对，没有丝毫生产的迹象，到处是白花花的大字报和一些行色匆匆、左臂带红色袖章的人们。我小心翼翼地向一位看来面目和善的门房老大爷打听叔叔，他上下打量我半天，听出我是外地口音，这才低声告诉我，运动开始，叔叔做为‘历史反革命’被批斗了几次，还好没有赶上打人风潮，就被遗送回临潼老家了。说罢，老人还好心地嘱咐我赶快走，别再多打听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悄地离去。

      那年底，老家传来了叔叔的噩耗，他悬梁自尽了。很久以后，堂弟来北京，才道出了叔叔去世的真相。原来，叔叔在电车公司工作勤力，又肯助人，上下人缘都不错，运动开始只是被批斗，确实没有挨打。怎知回到家乡却遭了大罪。按说叔叔少小离家，与乡亲们无从结怨，可倒霉就倒在他身在西安。那时在农村，许多贫下中农子弟虽说在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可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过着时饥时饱的贫困生活。在他们眼里，叔叔出身富农，又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却能在大城市里‘享受’，这本身就是大逆不道。这回赶上文革，叔叔被遣送回来，这帮眼红已久的农村造反派可算有了泄愤的机会。打回乡的那天起，叔叔就开始遭拳打脚踢，门牙被打掉了三颗，大会小会批斗，各种酷刑折磨，非要他承认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叔叔脾气耿直，认死理，在暴打之后仍不改口，咬定自己加入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日，参加志愿军是保卫新中国，而且还有军功在身。他还特别强调自已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是革命军人，绝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叔叔的强硬激怒了这伙丧失人性的暴徒。接下来几个月，他们无数次地把几十斤重的磨盘用麻绳吊在叔叔的脖子上，令他低头，叔叔每次都是咬紧牙关，坚挺着。终于有一天，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叔叔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来，麻绳被沉重的磨盘拖紧，勒死了叔叔。这帮禽兽见人断了气，慌忙把磨盘摘下，将麻绳一端挂到房梁上，对外谎称叔叔是畏罪自杀了。

      文革以后，虽说叔叔也象那年代无数被迫害至死的人一样，被草草地平反，可又有什么用呢？人是不可以死而复生的。而那个时代的凶手却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四十年过去了，那个时代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偶而听到有人轻描淡写地扯上一句，那是个扭曲的时代嘛！似乎这样就可以无须有人对那个时代的种种暴行负责，可以不必再追诉造成这场旷世浩劫的起因和它的元凶了。然而，对丧失亲人的千千万万个家庭来说，这才是一种永远的伤痛。

      至今，我还记得堂弟含着眼泪，悲愤地说，叔叔临终前几天，总是睁大眼晴，望着星空，喃喃自语：天哪！就算是我给国民党干了四年，可也是出生入死、勤勤恳恳地给共产党干了十八年呀！到这会儿，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

    叔叔去世那年，他才三十八岁。

                                                                                                                                                               （ 2006年5月1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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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吴姓朋友                        田沈生

    前不久清理旧物，找到一本从前用过的通讯录。闲来无事，翻开一阅，忽然发现来澳洲以后结识的朋友之中，居然以吴姓居多，仔细想想，颇为有趣。

    头一个吴棣就不用多说了，悉尼知名的画家兼作家，我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的校友，我们又同住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彼此父母也都相识。初来澳洲时吴棣和他的大哥一家曾给了我不少的帮助，令我没齿难忘，现在与吴棣也常常在新洲华文作家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中见面，时而问候双方年迈的父母，时而举杯对酌，共叙友情。

    九十年代初期，在悉尼著名的红灯区KingsCross曾有一间名为“又一村”的快餐店，那是吴建刚和一位北京朋友合开的。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吴建刚从西澳柏斯驱车几千公里来悉尼发展，新来乍到，挣钱谋生，必居首位。那时除了在一些宾馆酒店演凑钢琴之外，吴建刚突发奇想，力排众议，用弹钢琴的双手抄起锅铲，在五光十色的红灯区大胆地开办了也许是留学生的第一家餐馆。店内整洁，布置典雅，北京风味，物美价廉，生意还满不错，我曾与朋友多次光顾。那时我在Peatersham也有一间快餐店，或许是北京老乡加同行的缘故，我们之间还曾经多次探讨过经营之道。谁知到后来竟不约而同，先后关门大吉。从那以后，我移居中央海岸，与吴建刚渐渐失去了联系。九十年代中后期，经常在悉尼华文报刊上见到吴建刚的踪迹，有时还看到他与当地官员或华人政要合影的照片。他以自身的专长，精湛的钢琴演凑技艺，活跃在悉尼的文艺舞台上。同时还积极地为中国的一些大型文艺团体来澳洲演出交流穿针引线，架桥铺路。先后成功地举办了多次大型文艺演出，在悉尼华人社区尤其是大陆背景的新移民中引起轰动，受到热烈欢迎，为宣传中华文化，促进中澳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今年初，在AshfieldTownhall，由多家华人团体举办的庆祝圆宵佳节的晚会上，我又欣赏到了吴建刚那亮丽悦耳的琴声，演出过后，与之匆匆见到一面，由于他是场内的大忙人，在简短的握手寒喧中，我衷心地祝愿他在事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与另一位朋友吴湘羊的结识，说来有趣。自搬迁到纽省中央海岸以后，由于路途遥远，与悉尼的众多朋友见面机会逐年减少。当年那地方除了几家中餐馆，绝少华人，连亚裔人都不易见到。后来我在当地买下住房，蜗居其中，几乎“与世隔绝”。其间除了工作，多以电视音响做为消遣。因自幼喜欢搞无线电，偶遇故障，也常自己动手小修。一次因录音机皮带断裂，驱车在周围地区商店寻找，忽然发现一家从未进过的修理店，老板员工二人竟全是黑发黑眼亚裔人模样。自打进门，双方都倍感惊奇，虽然用英语问答，互相却在暗自猜测对方是否中国人。最后还是我故意与女儿用国语对白，才解开了双方的疑团。老板邝跃海先生是广东中山人氏，文革中在大陆受尽屈辱和迫害，数年以前偷渡赴港，碾转斐济来到澳洲。此公聪慧，凭自学的一手修理电视录相机的好手艺，夫妻俩两年前在此地开门营业，修理质量上乘，服务周到热情，生意兴隆红火，远近口碑不错。吴湘羊来自上海，当时居澳身份尚未落实，暂且在邝老板店里打工，精修电视是其专长。在华人稀少的Toukley，竟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的三位大陆同胞巧遇，顿时倍觉亲切，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从那以后我们三人成了经常往来的朋友。那时吴湘羊妻女远在上海，他因身份问题无法回国探亲，每逢年节假日，常到我家里来借用电话，与大洋那边的娇妻爱女一诉别离衷肠。大年三十邀他来家包饺子吃团圆饭，酒过三巡，勾起思乡心切，见他只身孤影，驾车离去，不觉心中惨然。那些年也够他熬的了，凭着对妻女的爱，他始终过着独身的生活，长达八年之久，对一个中年男人说来，也着实不易。世间万事皆有终，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苦尽甘来，南北半球朝思暮想的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现在吴湘羊与太太合作在Berala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同时还兼做一些国际贸易，生意不错，衣食有余，买下住房，安居乐业，女儿学习勤奋，乖巧听话，夫妻恩爱，同心协力，好一个令人羡慕的温馨家庭，我时常在电话里向他们表示“妒忌”。

    在几位吴姓朋友之中，也有“运交华盖”之人。时运不济，处处碰壁，最后竟在郁郁之中，英年早逝，撇下远在中国的妻女，过早地告别人生舞台，此人就是我的另一位朋友吴今杰。我与吴今杰相识是由接手他经营的快餐店开始的，他是一位性格内向，谈吐斯文，充满文人气质的北京老乡。在国内时曾是一位舞文弄墨的高手，文章屡屡见报，可惜没有赶上澳华文坛的兴起，没有施展生花妙笔的机会，就被当时的困境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可怕的癌魔向这位性格内向的朋友悄悄袭来。令人感慨的是这位苦命的朋友在他出世之前，父亲己随军撤退到台湾，他与母亲代素未谋面的父亲受过几十载，好不容易熬过了大陆文革那最黑暗的年代。母亲去世了，做为孤儿的他几经周折，总算与台湾的父亲取得了联系，资助他来到了澳洲。他梦想生意成功以后立即接父亲来澳团聚，谁知才短短半年，竟一败涂地，负债垒垒，那段时间他终日沉闷不语，默默吸烟，最后竟不顾病体，支撑着从事强体力的拆房工作，意图尽早还清债务，天不尽人意，终于病倒在工地上。万万想不到残酷的命运竟然令分别四十余载的亲生父子无缘见上一面，他十分遗憾地去了。更令人心酸的是他身后又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在遥远的北京盼望着自己的父亲……。每逢想到这里，深感五内俱焚，令人伤痛不己。

    由于吴今杰的缘故，我又认识了吴建忠，即名躁一时的阿忠。他是吴今杰的朋友，那时他尚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不曾出名。吴今杰去世以后，我也没有再与吴建忠联系，只是经常在报章上读到他的大作，后来得知他又成了“悉尼八怪”之一，再后来也是从报刊上得到他离奇失踪的消息，据说深夜一个神秘电话招他到Ashfield停车场，然后一个大活人静悄悄地人间蒸发，警方多方调查均无结论，只好以失踪归档。其后有关吴建忠的传闻不断，除了被疑因各种原因遭灭口之外，还有人深信此公尚在人间，只不过看破红尘，厌倦人生，自设迷局，超然遁世而已。近来更有人在墨尔本华文报刊上载文，怀疑一位署名“阿锺”的作者就是当年的阿忠。无论怎么讲，一位离开人群三年多的人，还能时不时听到有关他的议论，也足见他当年还是有一定的“魅力”的。

    在我的众多吴姓朋友之中，还有一位也应该提上几句。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在此不好直呼其名，恕我暂且以吴某相称。吴某，北京市人，学历虽不高，却精明有余，善观风向，把握时机。八十年代初，利用英国一僻远小镇对东方古国人民的好奇与热情，成功地获得了半年免费学习英文课程的机会，春风得意，飞离北京。学习未完，脱离小镇，来到伦敦，半工半读，学生签证维持了几年，终将到期，无法延续。情急之下，仍频频出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驻伦敦使领馆，以求一试，可惜均未成功。也是吉人天相，最后竟以返国之前顺道参观一九八六年黄金海岸世界博览会的理由，获得澳大利亚入境许可，吴某顿时心花怒放，买票登机，直飞悉尼，用他的话讲“这沙家浜就算扎下去了”。当时澳洲大陆来的人不多，又是北京同乡，街头相见便相识，他到悉尼头一份工作便是我介绍他去的。吴某不吸烟，不赌博，唯对老庄哲学与道家采阴补阳之术兴趣颇深。据他讲，在英国时便深谙此道，打工的收入不少耗在其中，由同好之友口中得知悉尼有个著名的红灯区，因此甫下飞机，一头扎进KingsCross廉价公寓。没多久，悉尼城内的花街柳巷，了如指掌，进进出出，如同识途老马。我曾劝他性病猖獗，不可掉以轻心。他却我行我素，依旧如故。看来沉迷此道者，个个“色胆包天”，人人都俱“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无畏精神”。后来想想，俗话说：劝赌不劝嫖，也就做罢了。毕竟澳洲是自由社会，只要不触犯法律，任何人可以去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更何况我与吴某仅仅是萍水相逢的朋友呢。后来由于种种缘故，加上双方搬迁频繁，最终失去了联系，而且十几年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前几天在一位朋友家闲聊，无意间说起我众多的吴姓朋友，正巧朋友家的音响在播放崔健早期的成名之作“一无所有”，朋友听罢，指着我笑称：你的这些朋友也可以称之为“一吴所有”了。想一想，有道理，我自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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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世界，赌博是个永久的话题……                                          

 赌瘾                       田沈生

    华人嗜赌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地的赌场里，龙的传人总能占据一席之地。操不同方言的同胞们不分昼夜，全神贯注，尽情博杀，如醉如痴。结果是不断地为赌场带来滚滚财源。所以华人总是各国赌场的座上宾，为迎合华人，许多西人赌场专门聘用华裔任荷官，特别引进中国传统的各种赌博方法及赌具，如牌九、骰宝等招徕生意。而一向在世人眼里勤奋节俭，只懂埋头挣钱的华人同胞一旦到了赌场往往一反常态。赌博的兴趣之高，赌注之大令人咋舌。更有平日为蝇头小利与人争得红头涨脸者，在赌场里却是豪气冲天，一掷千金，面不改色。

        人人都懂十赌九输，久赌必输之理。人人都知道自古以来靠赌博发迹者犹如凤毛麟角，倾家荡产者却比比皆是。可龙的传人一代一代仍旧乐此不疲，近似麻木地把大把的血汗钱拱手送入赌场，投入无底深渊。凡是沉迷赌博的人除了贪欲之外，还有一个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悲哀，就是象吸食毒品一样，一旦染上了赌瘾，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老王从中国到澳洲十多年，从未间断打工，有时甚至做两份。可到目前为止仍旧是房无半间，车无一辆，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就连好不容易才盼来澳洲团聚的老婆也於两年前带着十几岁的儿子离他而去。望着老婆孩子渐渐远去的背影，老王一阵心酸，内心充满了愧疚。他一夜之间不但把自已和老婆一周的工资输个精光，就连准备给孩子买校服的二百块钱也偷偷拿去了。输急了眼的赌徒既没有廉耻，也没有出息，更没有人格。老王不止一次地咒骂自已，可只要身上有一点儿钱，两条腿就象见了鬼，不由自主地向赌场走去。如今倒好，光棍一条，了无牵挂，休息时间几乎全泡在赌场，即使输光了也舍不得离开，坐在那里呆傻地瞧着。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老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劝他别赌了，老王依然摇了摇头，轻叹一声：难哪！看来老王是试过了，但没有成功。

    外表年轻漂亮的小罗很难让人相信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从她老练的下注和娴熟地把玩手里一摞筹码看来，无疑是个赌博老手。问她今天手气如何？小罗笑了，

“还可以，赢了点。”

    后来,当我们坐在一起休息品茗的时候，小罗的话匣子才打开，滔滔不绝地谈起有关赌博的感受。

    “说真的，如果开始不来就好了”小罗有些后悔地说道。赌博这东西一旦开了头，真是难收场。小罗的丈夫是搞建筑的，虽然辛苦，收入不菲，不希望老婆工作。孩子大的上学，小的送托儿所，面对空荡荡的家，小罗感到孤独寂寞，在一位女友的指引下，第一次走进了装潢华丽，五光十色的悉尼星港城，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除去节假日要照顾孩子陪老公，几乎每天定时来这里“报到”。赢了不愿意走，输了还得捞。后来越赌越上瘾，钱越输越多，越捞越心切，就象有块巨大的磁石把她牢牢地吸住，脱身不得。两年多了，算下来总共输了有五万多块。由于她管家，到目前为止丈夫还不知情，可这窟窿怎么堵上呢？想起就发愁，一直是小罗的一块心病。明知靠赌赢回巨款的希望渺茫，可还总想试一试。

    “唉！当初不来就好了，”小罗一再重复着这句话。既知如此，何不悬崖勒马？小罗笑了笑，轻轻摇摇头。

    “你以为我没有勒过？不成啊，第一我这窟窿怎么办？再说玩这玩艺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再也过不了从前那种平淡无奇，守家待户的日子了。说实话，我确实喜欢这里面的那份儿刺激。”

    听她一说，我不禁暗自思量：看来不到山穷水尽是很难叫她放弃这个嗜好了。

    和小罗相比，年入花甲的李太就没有那么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夫妻双双靠福利金渡日，生活总是紧紧巴巴的。

    “我的确中了魔，平日吃舍不得吃，穿舍不得穿，你看我穿的这身衣服，从里到外全是买布头自已做的，省下几个钱就急着赶着往这里送。”操浓厚湖北口音的李太一脸无奈，一边叹气一边说，“为了这事，老头子和我吵，和我闹，还扬言要和我离婚。我知道这全是自已的错，可就是抵挡不住赌场的诱惑。我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从不乱花钱一分，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谁知临老了怎么偏偏会迷上这条道呢？你知道我没有很多钱，赌的也不大，可是架不住细算，几年下来，也输了有一两万元之多，你说有这些钱干什么不好，想起也心痛呀。”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对李太讲。

    “咳！话是这么说，真要是把这扇门关上了，我还真受不了。我试过，就象犯大烟瘾，整日茶饭不思，在屋里走来走去，那个闹心劲儿就别提了。连老头子都不忍心了，冲我叫唤：去！去！去！一天给你五块钱就当逛公园买门票，不管输赢总算让你过把瘾，别在我跟前难受了。这不我依旧每天来，别看五块钱，有时一玩能玩上个大半天，弄好了还能赢上个十块二十块的呢。我这不叫赌，只能算消遣，无伤大雅，对吧？”看李太如此为自已开脱，我还能说什么，只能祝她好运。

    在好赌的朋友中，小孙的学历是最高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还是搞数学的。他开始对赌博发生兴趣是由他的专业引起的。因为数学的许多分支都渊源于赌场，几乎所有的赌博方式都离不开数学计算。他幻想在赌场中开拓自己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从大陆来澳洲的专家也好，学者也罢，如果英文不好，根本无法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发挥自己的专长。澳洲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吃饭住房交通，处处离不开钱，不少在中国从事脑力劳动的高级知识分子，到澳洲以后，进工厂打工，为写字楼做清洁早已是屡见不鲜。形势所迫，没有办法。基于这两者，小孙也想利用自己的专业从赌桌上讨生活。

    开始他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对各种赌博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利用电脑作出数学模形，几经分析选定百家乐作为主攻方向。择个吉日，沐浴更衣，准备亭当，开始出击。说来也怪，起先一路顺风，频频报捷，掐指喑算，颇有斩获。一向喜怒不形於色的小孙此时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幼，脸上流露出得意的微笑。

    可惜笑得太早了。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他决定加大注码趁胜追击时，牌局却急转直下，连连失手。很快不但把刚赢到手的钱送还赌场，还搭进本金二百多块。要说小孙不愧是做学问的人，失利以后，方寸未乱，沉着冷静，调整策略，重新博杀，同时不断提醒自已，戒骄戒躁，不可为一时输赢影响情绪。心急上火，焦虑不安乃赌场大忌。就这样十分理智的他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赌博－研究，研究－赌博。就象要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一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半年下来，银行账户中的数字没有象他预期的那样节节上升，反倒是一路滑坡。白搭进了时间和精力，整个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问其究竟，小孙扶了扶金边眼镜，不失学者风度，一板一眼地说道：概率论的科学论据是对总体宏观而言，并不代表每个具体事件，偶然性虽然无法推翻必然的结论，可足以使你在具体的事件中惨遭失败。赌博就是这样，运气、赌技加心里素质，缺一不可。三者之中运气是个变量，是无法用数学公式来精确计算的，常言道：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可见好运气仅占十之一、二。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味沉迷，必输无疑。听说墨尔本有位丘桥先生输得一败涂地，我估计原因就在于此。还好我及时撤了出来，否则难免象他一样遭遇滑铁庐。

    我向小孙表示庆贺，他却若有所思地说道，金盆洗手，谈何容易。第一，输到一定程度，谁会甘心时间、精力、金钱白白的损失？通常的心理是破釜沉舟也要拼到底，总寄望那渺茫的奇迹会在瞬间发生。然而，就是这个“瞬间”一步一步地把你引入无底的深渊。第二，人性的贪婪令你赢钱时飘飘欲仙，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不肯及时离去，直到恶运降临。再有赌博确实可以满足人们寻求精神刺激的心态，为平庸无奇的生活注入一支强力兴奋剂，这些足以令人沉迷成瘾。我也不例外，这半年除了赌博没有别的心思。凡事一旦成瘾都不好对付。就连戒香烟还会难受一阵子呢，何况是大把的血汗钱凭空失去，谁能无动于衷?!要知道赌场的方针是：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要戒赌必须针锋相对。我曾为自已设计了几套方案，最后采用多少有些阿Q似地精神胜利法，不断告戒自已，不赌不会输，不输就等于赢。过去输掉的就算做为“研究经费吧”，到什么年月投资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得到回报，血本无归买个教训也好。就这样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得以平衡，渐渐克制了想去赌场捞本的念头。当然，先把所有手头的钱存入银行的定期户口，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小孙，一个人战胜自已往往比战胜别人更加困难。自古以来，凡沉醉于赌博的人总是越赌越大，越输越多。大多数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山穷水尽，不肯罢休。看来真想克服赌瘾的朋友首先是要认输服输，再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脱离赌场诱惑的办法。如果硬要摆出中国人那股不信邪的倔犟劲儿，非要和赌场拼个鱼死网破，大量惨痛的事例都可以证明，那绝对是愚蠢的举动，万万使不得。最后，感触良多的小孙让我转告所有嗜赌的朋友们，当你输个精光，无可何奈地地迈出赌场大门的时候，请回首，仔细地观望一下那觅虹闪烁，豪华万分的建筑，再低头想一想，继续用大把的血汗钱去为它添砖加瓦，值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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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操守           田沈生              

　　夜读“张学良将军轶事”一书，对其中“二将军陷敌不辱”一节感触良多。书中写道：“在张学良将军充任东北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长时期，所属第十军军长兼京畿卫戍司令于珍，第十五军军长前热河都统汲金纯，於“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我国遭逢空前国难之际，竟能排除敌伪的险恶胁迫，摆脱高官重金的多方利语，身陷魔窟十有余年，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没有沾染一点污垢，在国难史上，写下光彩的一页，实有传布下去的价值。”一个人能排除生死，无视高官重金利诱，不单靠勇气，还要具备崇高的人格和操守。

　　翻开中国历史，有气节之人历代有之。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敢问苍天赋离骚的屈平；北海持节牧羊的苏武；以及兵败不屈，被押解过零汀洋的文天祥更吟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令后世景仰。其实，这一片丹心，就是高贵的人格与操守。

　　记得前几年，曾在报纸上读过原深圳青年报主笔曹长青写的一篇题为“论中国大师级文人的操守”的文章。洋洋数千字，令人一气读完，不禁击节，口称痛快。文中提及当代中国几位有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头上光环荣耀四海，但人格和操守却不堪一提。妇儒皆知的郭沫若首当其冲，在文学、史学、考古诸方面颇有造诣，可做人，差矣！奴颜卑骨，逢迎拍马，千方百计，讨上欢心。时运不济，时常拍到马蹄上，重重跌了一跤，还要强颜欢笑。当年毛泽东那首和郭沫若同志的七律，一句“僧是愚氓犹可训”把郭沫若主张的“千刀当剐唐僧肉”批的体无完肤，在国人面前何曾给他留下一点颜面。事后，揣错上面意图的郭大师诚惶诚恐，急忙写信认错，并连声称赞批的好。奴气十足，令人做呕。文革后期，郭大师深知毛泽东喜读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词，为投上所好，不顾年迈体弱，奋笔疾书，生编滥造了一本罔顾史实，歪曲历史人物的书，名曰“李白与杜甫”。此书一出版，即遭有识之人叱之以鼻，成为郭大师晚年留给世人的一大笑柄。其次，象巴金、曹禺、冰心这些大师在解放后有谁发表过有影响力的大作？个个都在凭借老本，维持头上的光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噤若寒蝉，便是违心地粉饰太平，自觉不自觉地助纣为疟。难道大师们不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有影响力的“匹夫”。

　　最近报章披露，毛泽东曾声称：如果鲁迅活着，要么坐牢，要么不出声。如此霸道的语言，无非是在杀鸡吓猴。果不其然，一九五七年一场反右运动，从那以后，中国的文化人再也不敢吭声了。见到这情景，我想自诩凌驾秦皇汉武之上的毛泽东内心一定会讥笑和卑视这些大师级的人物。顺便提一句，即使鲁迅活着，也不敢担保他会横眉冷对，拍案而起。有件事始终令我大惑不解，纵观鲁迅全集，洋洋数十卷，有哪几篇是在怒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战争，揭露日本军阀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而鲁迅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去世，可以说是目睹了东三省沦陷以及华北危机的全部过程。如此文豪在民族存亡之际，默不做声，热衷文坛笔战，不知会令世人做如何感想？

　　如果说中国当代的大师级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屈从政治淫威，违心地说过做过什么，尚情有可原的话，(当然人格和操守谈不上高尚)那么现在国内外有一种人更加令人不齿。这些人本身毫无建树，乏绩可陈。却善於在社会上东寻西窥，四处钻营。或是拉帮结伙，扯旗称王；或是凭借某个机会获取一点资本，便昂首挺胸，各处招摇，唯恐路人不知。如果仅仅为了满足那点虚荣，沾沾自喜也就罢了。然而，有的人自以为头上出现了光环，拥有了献媚的资本，便急不可待地四处寻求主人的赏识。如此人物不要说民族大义，生死关头。就连一丁点蝇头小利即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心，更何谈做人的操守和气节了。

　　其实，当代也曾有过一位原本不知名的文化人士，面对死亡，不改初衷。这就是被割断喉管惨遭杀害的张志新女士。在当时条件下，只要违心地说上两句，学习邓小平“永不翻案”的韬略，就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生命属於人,一生只有一次。人格与操守只有在此时此刻才愈加体现出它的崇高与伟大。张志新虽是一介女流，却威武不屈。这足以令当今无数须眉汗颜。包括“誉满全球”的大师级人物。在人格与操守的天平上，张志新可谓称的上是一位大师级人物了。

  注：张志新系中共党员，因对毛泽东思想发表异议，坚持己见。一九六九年被中共判处死刑，临刑前恐其高呼口号更被用刀割断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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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饮茶               田沈生

　　说到茶，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从前在北方一带，尤其是北京城，一些整日无所事事的长者闲人，常常在早餐午饭以后，踱入茶馆，沏上一壶，叫上一碟瓜籽或花生米，一边听说书弹唱，一边悠然自得地嗑着、嚼着，时不时“滋溜”啜上一口，咂咂咀，清香满口，回味无穷，这轻斟慢品，一泡就是大半天。

　　与北方不同，广东、香港一带时兴饮茶，虾饺、牛筋、凤爪，芥兰、烧麦、甜品，一骨脑儿上桌，宣宾夺主，茶倒成了配角儿。人们常常把饮茶与早餐午饭合二为一，茶足饭饱，拍拍肚子走人。

　　到了西北高原青藏地区，酥油鲜奶煮茶砖(把茶叶压缩成象砖一样的块状，便於运输和储存，需用时利刀切割。此茶通常为较粗糙的大叶茶，宜煮不宜沏)是那里人民的日常饮品，也是当地不可缺少的待客之礼。

　　茶可以说从它问世的那天起，就与人际关系又结下不解之缘。文人相聚，清茶一杯，谈诗论赋，海阔天空，意喻君子之交，平淡如水。普通人家，有客登门，奉上香茶，以示热情。到了清朝，端茶送客，似乎又成了一套官场礼仪。各地区，各时期，不同的习俗，使茶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被冠之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悠久的文化遗产之一。

　　走出国门，发觉世界各地，虽人种，习俗有别，却普遍对茶情有独锺。而且，饮用方式也大同小异。绝大多数与中国相同，用开水冲泡。也有简单的用咀咀嚼茶叶，连水也省却。较为复杂的如同日本，称之为茶道：一整套繁文缛节的仪式，安谧庄重的气氛，精致考究的茶具，加上主人温文尔雅的举止，令人叹为观止。与其说喝茶，不如讲观赏礼仪表演更为贴切。有时我常瞎想，如果遇到渴极之人，眼望近水却解不了近渴，不急得七窍生烟才怪。

　　来到南美洲，才发现这里的人们不但嗜茶如命，而奇特的饮用方式也与世界各地迥然有异。在鸟拉圭首都蒙得维地亚的繁华大街上，你经常会见到人们怀抱一个小型暖壶，手持一种象中国宝葫芦削顶、挖空制成的特殊小罐，讲究点儿的罐外蒙上牛羊皮套，还有的上面压印出各种不同的图案，再配上晶晶闪亮的金属丝保护网罩。说是茶具倒象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一根刻花镀铬的铜制吸管，一端如汤匙大小，扁圆封闭，布满细孔，插入罐中。一端类似烟咀，衔在口里，边走边吸，悠然自得。这是乌拉圭人在饮茶。开始见到这情景，真是大惑不解。世界各地烟瘾大的人边走边抽不足为奇。想不到喝茶的瘾头儿也能大到连走路时也不能不喝的地步。可谓“茶痴”不算为过。

　　据说“茶痴们”的形成与南美洲的这种独特的茶叶有很大关系。这里的人们称它是玛黛茶。与中国的茶叶不同，它不是采自茶树，而是南美地区一种奇特的草。细细长长，有些象广东人喜欢的发菜，有些类似切好的烟丝，一团一簇。和中国的茶叶一样，它们也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色泽和不同的档次。起初我尝了尝，基本味道很难接受，总有一种荤腥的感觉。据当地朋友讲马黛茶具有生津祛毒之功效，长饮可以强身健脑，百病不生。同行哥们儿还爬在我耳边悄声说，此乃壮阳极品，胜似伟哥。不信你看，马路上捧着暖壶，边走边“滋溜，滋溜”吸个不停的大都是男人，绝少妇女。“这么说来，南美洲男人不少是阳萎之徒了？”我一句话引来哈哈大笑。有关玛黛茶的种种说法虽无从考证，可后来我的经历到让我悟出了其中的一些缘由，同时对玛黛茶也产生了好感。

　　在乌拉圭，阿根庭以及巴西一带人们对烤肉情有独钟，几乎成了日常主餐。连续吃了几天烤牛肉、羊肉、鸡肉、鸽子鹌鹑加上各种大小香肠以后，常常感到唇焦囗燥。灌了多少可乐、白开水都无济於事，肚子都涨了，还觉得口中干渴难忍。不得已，在朋友劝说下捏着鼻子吸上两罐玛黛茶。您别说，还真灵。咀里胃里立马舒坦了许多。事后我一琢磨，中国人讲喝茶能刮油涮肠子，玛黛茶的功能或许正在于此，正适合这些整天大吃各种烤肉的南美人。

　　在南美洲，除了当地土著，八、九成是西班牙人的后裔。西班牙这个民族在世界上以享受生活著称，人均年啤酒消耗量为世界之冠。狂吃痛饮，通宵达旦地欢歌漫舞早已成为这个民族的习俗。在乌拉圭，晚上十点以后开始正餐不足为奇，政府及各大机关上午十一点开门办公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奇怪的是乌拉圭街头肥婆胖汉的比例却明显少於澳洲。如今各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澳洲整天大肆宣传减肥药，减肥茶的时候。南美人却在沿循着古老的习俗，一面大吃，一面不紧不慢地吮吸着玛黛茶，全然不顾那些危言耸听的宣传。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南美洲提供了丰盛的水草，使那里的畜牧业兴旺发达。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祖祖辈辈形成了大量食肉的习惯。而神奇的大自然又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一种天然减肥药－玛黛茶。这不能不说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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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何时了                      田沈生

　　上次回国，在北京，拜会了一位我十分敬重的老人，他是我同学的父亲。这位老人一生身居要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在他手里曾经掌握着京城髙官们的生杀大权。此人早年毕业於上海名牌大学，学生时代即投身革命，虽久居官场，却是位谦谦君子，无论是大权在握的过去，还是退休闲赋的现在，总是一脸谦和，平易近人，既使是对当年还是孩子的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一直喜欢和他聊天，这次也不例外。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耆耄之年，依旧精神钁烁，思维敏捷，言谈话语，条理清晰。谈及过去的往事，他不无感慨地仰天长叹：错，错，错。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革，恐怕还会继续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哇！老人言自肺腑。自建国以来，大半生都在中央专案组工作的他，在晚年发出了如此痛心的感叹。

　　“那时我们是一心一意地按上面精神办案，不分昼夜，不计劳苦，马不停蹄地全国各地奔波取证。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而我们二三个月不与家人联系是经常的事。当然，那主要是为了保密。”

　　“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实行有罪推论。凡被立案的人先己被上面视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搜集证据，来给他们定性。那时，为自己辯护就是抗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震慑人心的标语在中国的执法机关随处可见，也是办案人员最常用的利器。现在想想，对一个无罪的人来讲，这本身就是对人格的侮辱，对人权的践踏。既使对有罪人来说，它也没有尊重做为一个人的沉默权。那时沉默被视为无言的反抗，是要罪加一等的。现在，我以为这条标语应该走进中国的历史了。”

　　“那时代凡是办案的和被立案的人都明白，罪名是上面定的，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谁也推翻不了，那怕是惊天的冤案。文革前，彭德怀案、胡风一案都是如此，钦定的‘反党集团’不容置疑，我们就要去四处搜罗‘反党’的人证、物证，以便上面结案。如此一来，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案中。为求自保，涉案人员紛紛‘坦白’，争取从宽处理。由此又牵扯出一层一层的‘线索’。最后，从上到下，涉及全国各地无辜的受害人成千上万。不少人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见到这种结局，我们中许多人也曾深感不安，私下里也在置疑这种办案方式。”

　　“文革开始以后，专案组的办案方式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利，甚至公开以整人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彭总、贺总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受尽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相继在绝望中离世。每当消息传来，在我们这批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当中，许多人沉默不语。那时，面对这些惨痛的事实，在夜深人静之时，我也常常扪心自问：即便奉旨行事，就可以心安理得吗？可以说在我经手的要案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胡风先生，他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含冤坐牢几十载，终于活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如今，面对己是风烛残年的胡风先生，在我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这恐怕至死也难以平复。”

　　“解放以来，可以说除了髙岗、林彪案以外，中央专案组所办的案例，几乎全部被推翻了。当然，那也毫不奇怪。专案组本身就是凌驾於法律之上，是在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国家法制不完善，长官意志无制衡的状况下，黑箱作业中的畸型产物。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做为冤假错案推波助澜的工具，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功效呢？就目前解密的资料看来，髙岗与林彪案是否定性准确，也大可存疑。唉！你看这冤案一桩桩，血渍斑斑，令人触目惊心。罪过啊！我本人做为专案组成员，也难逃其责。”

　　他边说边摇头，布滿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看来，时年巳暮的老人动了真情，或者说他的那颗本性善良的心，对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发出了真诚的忏悔。

　　的确，在缺乏监督机制的中国，一旦被认定（不是司法判定）有罪，便失去了发言的权利。尤其是政治人物，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批判，接受人格上的悔辱、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折磨。就连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以及共和国元帅的贺龙等一代政坛要人也不能幸免。可悲的是，国家宪法连国家主席的人身安全也保障不了，更何谈草民百姓了？

　　有人会讲，那些都是文革时代的陈年往事，目前已大不相同，何必再提？就现今而论，前总书记赵紫阳未经司法判决被软禁十几载，这是人治还是法制？在中央铁腕反腐之中，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的髙层蠹虫，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人，翻开他们的资历，皆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出身平民。而官宦子弟姬胜德李嘉廷其罪相当，却能幸免於一死。这是偶然的现象吗？看来，要彻底杜绝冤假错案，在目前阶段，只有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依靠民主法制的日臻健全，和执政党自身制度上的改革了，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由左至右：江愛雲、老孟、作者、小胖子

珍惜眼前                    田沈生

--兼悼念孟令维同学

　　大年初二，大学同学小胖子 杨 学 红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讲完一大堆拜年话后，突然感慨地来了一句：老田，咱们都要珍惜眼前啦！咦，此话怎讲？在我 的‘穷追猛打’下，小胖子才吞吞吐吐地透露了实情，原来同班同学老孟己於一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得知这个消息，我立刻感到心情一阵沉重，久久无言。好心的小胖子原本 是不打算在节日中告诉我这个恶耗 的。

　　老孟原名孟令维，是 大 学班上最活跃，人缘最好的一个。他是文体委员，为了丰富 同 学 们 的课余生活，虽然他本人不擅长跳交谊舞，却出钱出力，张罗、组织班上的舞会，一年数次，乐此不疲。而且往往首当其冲，下池‘献丑’，搧动起大家活跃的气氛。暑假期间，老孟多方奔走，求关系，找门路，联系免费大轿车带领班上同学去游泳、郊游、野营。当年文革后的几届大学里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很大，长幼不一。我们班上几十人，就有“老少三代”，既有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长者’、‘壮年’，也有六 十年 代的‘小孩’，老孟和我都属‘长者’一类，故被在姓前加上个‘老’字。可以想象，把这样一大批人组织起来搞一次集体活动是要花很大力气的，况且众口难调。可老孟的活动每次都是出忽意料地成功，令人皆大欢喜。这里面除去老孟个人的魅力，他那甘愿为大家办好事、办实事、无私奉献的精神， 也着实令人钦佩与感动。正因为此，老孟是班上公认的‘核心’力量之一。

　　老孟为人豪爽，待人诚恳，故无论身处何处，人际关系准错不了，加上他的精明与干练，恐怕这也是毕业后，在众多同学中第一个‘发’起来的原因。97年我回国，听说老孟下海多年，事业颇成功，率先迈入富起来的一族，不仅在市里有多处房产，还多次邀请同学们到他那位於北京郊区的带泳池带车库的高级别墅聚会。难得的是，他富而不奢，富而不骄，依旧朴实。听说我回来了，立刻兴冲冲地开着车来看我。那一次，我们十几个同学在一起，天南地北，开怀畅饮，不亦乐乎。席间，他提到几年前曾来澳洲考察，由于没能联系到老同学，一直引 以为憾。记得当时我说，没关系，今后有的是机会，下次我们同游欧洲如何？老孟欣然举杯：一言为定。在同班同学里，我俩都属爱走动的一族，全国的许多名山大川都曾留下过我俩的足迹。

　　去年底，我赴加拿大参加《女友》杂志北美版首发式后路经北京，刚巧在美国多年的小胖子也回京探亲，大学同学闻讯，又一次聚会“全聚德”。近三十人中，大部分家庭美滿，事业有成，处局级‘髙官’己为数不少，赴宴的豪华轿车也有多辆，唯独缺少了老孟这位最早‘发迹’ 的‘核心力量’。我正在纳闷儿，当年班里的‘党代表’，德髙望重的老大姐李秀娟轻声告诉我，老孟身患肝癌，已经扩散，听说这次同学聚会，几次向家人表示要前往参加，还要坚持自已开车。最后，因身体太虚，无力支撑，只得做罢。老李的一番话，令我心头一沉，不 住摇头唏 嘘。

　　第二天，我和小胖子在另一位同学江爱云的引导下，专程来到老孟家中探望。门开了，眼见这位昔日侃侃而谈，精明强干的汉子，被病魔折磨得面容憔悴，骨瘦如柴，不禁令人一阵心酸。尽管如此，身上吊着瓶子的老孟，意志却顽强依旧。或许是同学相会，老友重逢，他显得异常兴奋。虽然有时上气不接下气，他还是坚持讲叙着他与癌魔抗挣的经过。原来三年前他巳得知癌菌上身，豁达开朗的他面对死亡的威胁，坦然处之。用他自己的话讲：人生过半，又何惧之？从那以后，他自己翻书查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去年换肝后，曾一度好转，如今扩散到肺部，出现了斑点。他自知不妙，却没有自暴自弃， 加 紧多方查找资料，寻求解决办法。他听说国外有实验室征求志愿者研究各种癌症的治疗方法，他请求我帮忙联系。“老田，甭怕，我这是死马当活马治。好了是运气，不行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不就是一口气吗？”好个老孟，尽管病入膏 肓，豪气不减当年，我再次为老孟豁达的心胸所 折 服。

　　回到澳洲后，我立刻请一位研究基因的朋友帮忙，她很快查到在美国的硏究所，并从网上帮老孟报上了名。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同学们以最快的速度把老孟的病例资料翻译成英文，发到澳洲，一切需求的资料在第一时间准备完毕-，只等对方审批。

　　或许老孟得到己报上名的消息，这一丝求生的希望顽强地支撑着他，小胖子在电话里讲，在癌细胞全面扩散，人已虚脱的情况下，老孟忍受着痛苦的熬煎，硬是挺着这口气，一天，两天，三天……最后他妻子看他实在太痛苦了，也知这巳是无法挽回的结局，便俯身轻声对他讲出了实情，就目前的身体状况，去国外治疗的希望巳经十分渺茫。据说老孟听完这番话，点点头，便咽下了这口气。

　　老孟走了，他不应该有 所遗憾。在世的时候，他有过事业，有过家庭，还有一大群关怀他的同学朋友，这就足够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天地间的过客呢？来到这个世界，有幸能为自已的理想、理念去奋争、去奋斗，无论成败，这一过程本身就应该令人滿足，也可以算是潇洒走一回了。正如莫泊桑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写道：活过，爱过，写过。但这一切都只是‘过去时’，身处在‘现在进行时’的我们，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我们，难道不该加倍珍惜眼前的一切吗？ 

                      (2004年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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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的心             田沈生                 

　　五月，在南美洲的乌拉圭，和澳洲一样，已经是秋风潇瑟的季节。傍晚下了一场小雨，使午夜的空气中夹杂着阵阵寒气，迎面袭来，令人不禁打个“激凌”。我拉上皮夹克的拉链，把头缩在立起的皮领之中，双手插兜，在昏暗的街灯下，匆匆向住处走去。

　　在一条街转角的地方，有位老妇人倦缩在一家打了烊的餐馆门口。或许是天冷的缘故，她屈起腿包成团，用薄毯紧紧地裹住全身，头埋在臂弯里，灰白的头发披散开来，随风微微飘动。她身旁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不知是被风吹的还是由于妇人身体发抖的碰撞，发出轻轻的“喀啦，喀啦”的声响。几天以来，由于新来乍到，这位老妇人竟成了我夜晚寻找住所的目标，我就住在这家餐馆对面街一幢三层楼上，不知为什么，每逢见到她，我内心总是感到有些凄楚，不禁摇头叹息。

　　记得到达乌拉圭的那天晚上，朋友们从机场接我来这里，一下车我便看见街对面的老妇人，那晚天气暖和，她神色泰然，伸直双腿，舒展地坐在台阶上，借着街灯的光亮，在不停地编织毛线。第二天清晨，我推开阳台的大门，又看见马路对面的她，那时她已经用薄毯褒住全身，紧紧偎缩在餐馆门旁的角落里。我这才晃然大悟，原来她是一位无家可归的露宿者。

　　朋友指着老妇对我讲，看！那件外衣和那双浅色线袜还是我送给她的。说来她也真是命苦，早年死了丈夫，含莘茹苦地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五年前，大女儿随男朋友去了西班牙。临走时，请妈妈在这家餐馆吃了最后一顿晚餐，泪流满面地与妈妈拥抱告别，发誓两年以后回来接妈妈和妹妹，谁知一去便杳无音讯。后来小女儿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受伤，成了跛脚。性情也由此大变，动辄大发雷霆，稍不如意，扔碗摔碟，又打又骂。可怜的妈妈，身上经常伤痕累累，面对残暴的女儿，她总是默默地忍受，从无怨言。最后，为成全小女儿与其热恋中的男友，她自愿离开了家，那是死去的丈夫留给她唯一的产业。从此她开始到处流浪，依靠拾荒，打点另工和编织毛线来维生。就这样，她还时常把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点钱，悄悄地塞入小女儿家的门缝里。前些天，有人看见她把一件织好的新毛线衣挂在小女儿家的门把上，悄然离去。快二年了，朋友说，无论白天去哪里，夜晚她一定会回到这里来露宿。为什么不去找一处遮风避雨的地方呢？许多人这样问她。她说要等大女儿回来，她相信大女儿一定会到这里来，因为她最喜欢这家餐馆的通心粉。

　　几天以后的一个星期日，在朋友一家的陪同下，我们乘车去蒙得维的亚市南部，参观乌拉圭最大的天主教堂。在教堂门前宽阔的广场上，我们竟意外地与老妇相遇，她向我们轻轻点头示意，然后走向教堂。今天她衣著整洁，头发也梳理的干干净净，手里仅有一只女人用的手袋，步履显得坚实有力。在教堂大门口处，我看见老妇弯下腰，向几位乞讨者的帽子里分别轻轻地放入一枚硬币。一位露宿街头的流浪者竟会有如此慷慨之举，老妇的行为令我大为感动，在这个世界上为善是不分贫富的，相比那些为富不仁者，老妇又是多么令人钦佩。

　　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我老远就看见老妇人双膝跪在圣像前，低头合什，虔诚地祷告着。虽然我不是一位天主教徒，却被教堂里那庄重的气氛所感染，置身在圣洁的殿堂上，仿佛蒙受到了天主的感昭，心灵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净化。我想，一切宗教最原始的教义都是以警世之途，引人向善。如同佛教，以慈悲为怀，渡人为本，若要修成正果，必先历经磨难。宗教的伟力在於使它的信徒能够自觉地集合在共同的信仰之下，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仁慈博爱，崇高自已的精神境界，使之得到不断的升华。

　　“的确”朋友颇有感触地说“几年来目睹老妇人在颠沛流离，困苦的生活里，从未表现出颓废，沮丧，抱怨与愤怒，总是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地生活着，每天清晨，她都会把餐馆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才会离去。据说，有一次，她拾到一个钱包，竟花费了一整天的工夫，去找寻失者，完璧归赵。最后，把对方执意赠送给她的二百美元，全部捐献给了教堂。她常讲，在心中只有天主和她的孩子，她不断地祷告，感谢天主的眷顾，请求女儿们的原谅，没有给她们一个快乐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做为母亲，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她乞求万能的天主赐福天下所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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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教堂，我回首望着这庄严雄伟的建筑，又想起那位跪在高大的圣象面前，虔诚祷告的老妇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渺小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却胸怀一颗博大仁慈的心。

祖国统一之我见         宜川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中国二千多年来铁定的历史规律。分则烽烟四起，战乱频生，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合则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国家企盼统一与发展，人民渴望安定与和平，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不幸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往往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手段，以征服和消灭一方而达成。这种统一战争不仅虚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同时也给整个民族、给无辜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那残垣断壁，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满目荒凉的惨痛历史画面，至今令人触目惊心。多少年，多少代，善良的人们仰望苍天，无不发出悲戚的呼唤：江山一统，难道就只有这唯一的模式吗？

　　不！当历史的车轮已经迈入了人类二十一世纪的轨道，现代文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缓和取代冷战，对话代替对抗，和平统一的 方式越来越展现出无限光明的前景。在世界和平潮流的强有力的推动下，香港与澳门先后回归祖国。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一段屈辱历史的终结，更意味着中国统一的进程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诚然，海峡两岸的统一不同於港澳。收回港澳是中国的主权，而主权问题是不须要与外国殖民者商讨的。只要充分照顾到港澳同胞的意愿，维持原有的社会制度、生活模式不变，其它无须与殖民者多费口舌。对於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则不同，尽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纷争，社会制度的分歧，生活方式的差异，终属一个家庭内部的问题。如同简体字、繁体字都是汉字一样，形式不同，实质不变。更何况从古至今，海峡两岸的人民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九七二年中美联合公报）。这就是两岸人民的共识，也是两岸最终实现统一的基础。

　　不可否认，《一国两制》绝对称不上是最好的制度。但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昌盛，在现阶段它有其充分发挥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只是排除可能爆发统一战争、避免骨肉相残的权宜之计。一种从民族大义出发，双方妥协的产物，也可以讲是世界缓和大趋势下的催生品。很难想象，在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会有这种提法，更不要奢谈付诸实施了。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由于政策上的失误，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恐怕这也是迫使它痛定思痛，决心改革的缘故。尽管到目前为止，民主改革的步伐在多方面因素的干扰下，还是举步艰辛，可是终归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政治法令、政策方针也出现重大的变革：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让路；僵化的计划经济向灵活的市场经济转型。在短短的二十年里，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经济飞腾，国力强盛，山河易貌，城市换颜。所有这一切，令全世界为之侧目。与此同时，对台湾的政策也出现了极大的转变，从五十年代起宣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主张缓和对话，和平统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反观台湾，从蒋家父子两代的统治下挣脱出来，踏上民主之路也不过是近一、二十年的时间，还谈不上是成熟的民主制度。况且某些国人根深蒂固的陈习恶俗，社会上的残渣余孽，难免借开敞的民主之门，大行其道。致使各类社会风化案件、邢事犯罪，高居不下。政治风波与公仆丑闻，不绝於耳。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台湾在废除党禁报禁、在宽松的民主政治环境下，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赢得了亚洲经济四小龙的美誉。有必要说明的是，大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为台湾的经济飞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令世界垂涎的庞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费源，率先为台湾同胞敞开了大门。祖国大陆不但为台湾的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商机、优越的投资环境，同时在政策法令上也给予台湾同胞诸多优惠，保护他们在大陆的各项合法权益。如今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祖国大陆，这己是不争的事实。难怪有人戏称，两岸在政治上尚未达成共识，经济上却早已是水乳交融，难分你我，提前一步完成‘统一大业’了。

　　从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政策法令、意识形态最终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由此看来，和平统一己是大势所趋，它早已从两岸的民间交流，经济互补中汲取了无尽的能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其来势迅猛，非一党或个别势力所能抵挡，妄图扭转乾坤，谈何容易！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否则螳臂挡车，下场可虞。

　　说到和平统一，有人讲，中国必须统一在民主制度之下。持这种说法的人其实是不现实的。所谓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进程中，相对来讲比较能够令大多数人自愿接受的一种较好的制度。至於它的形式与内容始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完善。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具体地说来，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传统或不同的习俗，都会对民主的诉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可以对民主一词产生不同角度的解 读。汪辜会谈中曾经达成共识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其实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端明智地把这个难以规划出具体界限的问题，处理到令双方能接受的程度，为今后进一步对话扫除不必要的障碍。在不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两岸的执政者和各党派都可以坐下来，面对面，自由地对有关祖国统一的各种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对统一后中国的政治走向、经济政策、人文社会提出各自的见解。求大同，存小异，以达成共识为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既便遵从一个中国的原则，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加上长期的分离与对立，两岸执政者与两岸民众之间的隔阂与猜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根除。尤其中国人历来推崇的“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难免对和谈与沟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更何况总是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梗，混淆视听，谣言惑众，对抗统一。由此看来，和平统一的道路并不平坦，始终存在着迂迥与曲折。其实，一位有远见、有魄力、有胆识的政治家应该会注意到，祖国统一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及早摈弃党同伐异、不共戴天、汉魏不两立等的陈腐观念。应该思量如何在四海平升，造福天下上大做文章。更胜一筹者，定会把握机遇，运筹惟幄，在铁定原则之下，施展浑身解数，发挥超水平的政治艺术，利用平等对话的机会，去影响对手，感化对手，消除对手的心理障碍，使其接受自已的政治主张，治国方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作者将另行撰文，加以详尽说明)。然后，共同携手，踏上共同富裕之路。这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所应具有的风范，也是政治上成熟的具体体现。“时势造英雄”，说不定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会为中国造就出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引导中国走向民族和睦，繁荣昌盛的金光大道。那可称得上是民族之幸，百姓之福了。

　　不言而喻，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这是海内全体华人的共同心愿。豆萁尚念同根之谊，不忍相煎。何况两岸同祖同宗的手足弟兄，怎能同室操戈？一切从民族大义出发，诚心诚恳，平等对话，悉心商榷，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完成统一大业。功载千秋，利在当代。何乐而不为？

　　当然，海峡两岸的对话前题是明确的，那便是一个中国。值得指明的是，这个‘中国’是一个广义的名词，并非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容半点含糊 的，也绝无商讨的余地。任何人企图用各种手段，假借各种名目，妄图将这块‘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割出去，注定是徒劳的。如果再梦想借助外来势力的干预，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无疑将会把两岸关系引入歧途，最后演变成不愉快的结局。或许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灾难，也绝非耸人听闻。另一种令人耽忧的情况是‘统一’千万不要无端地陷入‘你独我就打’和‘你打我就独’，这种互为条件的、如同儿戏般的旋窝之中，纠缠不清。要知道这是以民族的安危，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的。但愿这种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这就需要两岸当政者，全体海内外华人同胞 的共同努力，多做实事，少做姿态，增进沟通，消除歧见，互谅互让，诚心诚意 地以实际行动去促进民族和解，促进祖国的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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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纪行之一       阿根廷奇遇            　　田沈生

　　我从悉尼乘马来西亚航班去南美鸟拉圭探望久别的朋友。因马航班机终点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社特地为我加买阿根廷航空公司机票飞鸟拉圭。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当飞机降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时，我突然感到不妙，暗暗叫苦。稍有旅行常识的人都知道，到达航班终点站的旅客均需先入海关再提取行李，我以为仅仅转机而没有申请过境签钲，这叫我怎么去取行李？

　　同机旅客排成长龙办理入关手续，我却急的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旅客们都入关了，我只有硬着头皮来到海关人员面前，递上了护照和下半程机票，解释说我仅仅是进去提取行里再出关等候转机。

　　接待我的关员是一位十分严肃，胖胖的先生。他仔细地看了我的护照和机票，轻轻地摇了摇头，平静地说：“这张机票航班起飞地点不是在这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两个机场，这里是国际机场，飞往乌拉圭的航班是从国内机场赴飞，两机场大约相距四十公里，你没有入境签证，怎么能到那里去呢？”

　　听他一讲，我顿时呆住了，天哪！我可怎么办哪？“弄不好你可能要秉原班飞机返回悉尼了。”胖先生严肃的说。“回去？”我慌了，一想这二十多小时劳苦的旅行，而且二千多澳币的机票就这样白白耗费了，再说朋友们还在鸟拉圭机场准备迎接我呢，仅剩下半小时的航程就可以见面了，难道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吗？

　　我向胖先生恳求，他点点头拿起了电话，对方没有人接听，真是急死人。

　　又一班飞机到了，旅客们又排起了长龙。胖先生没办法，走出柜台带我到一间候机室，示意我在此等待就出去了。我看了看表，下飞机到现在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二小时后去乌拉圭的飞机也要起飞了，还有四十多公里的路程，看样子怎么也赶不上了，我寻思着。绝望中想起了佩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我虔诚地捧起它，亲吻着，祈祷着，乞求万能的上帝帮助我，能与分别二十多年的朋友相会。说句心里话，我也不敢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然而，奇迹确实发生了。

　　一小时后胖先生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位高个子年轻人。他把我的护照和机票交给了年轻人，祝我好运，这位年轻人可以陪我入关去国内机场(其实也可以说是押送我入境出境)。年轻人很热情，但不会讲英文，我又不懂西班牙语，彼此只能用表情和手势表达意思。他手指着胸前的工作证，又指指自己的鼻子说：“卡洛斯”。他带我入关，找到早被丢在一边的行李，一齐走出了机场的大门。

　　在大门口，卡洛斯用手指了指地，示意我在此等待，他去找汽车，望着眼前往来穿梭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流，才感到这里的气候很热，人们都穿着短袖衣裙，而我还披着秋日的风衣。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暗自琢磨，真是不可思议，没有签证，居然堂堂正正地站在阿根廷的国土上。

　　一辆小巴开到我面前，卡洛斯下来帮我我搬行李，车里还有三个人，我和卡洛斯并排坐着，车没有发动，似乎还在等什么人，司机在悠闲地吸着烟。十分钟过去了，我看看表，离飞机起飞仅剩下四十分钟了。我指了指卡洛斯手里的机票，翻开时间指给他看，又指指手表，卡洛斯急了，匆匆地向司机讲了一大堆，司机立刻丢下手里的香烟发动汽车。

　　四十公里的路程，又要穿越整个市区，却限在四十分钟内赶到，确实是件难事。卡洛斯不断地与司机交谈，我听出是在催促。汽车穿街越巷，风驰电掣，我无意浏览阿根廷首都市区的风貌，只是频频看表。只剩十分钟了，卡洛斯沮丧地摇摇头，我知道没有希望了，但司机似乎仍然没有放弃努，车还在全速前进。看着他俩焦急的神情，我深受感动：一个素不相识的非法入境者竟受到如此关怀和礼遇，多么谆朴的阿根廷人！

　　机场终于到了，可起飞时间己经过了五分钟，卡洛斯耸耸肩，无可奈何地带我向航空公司柜台走去。他与服务员交谈，突然猛地转过身来，向我胸前重重打了一拳，狂喜地大叫起来，把我的行李往传送带上一丢，拉起我的手就跑。上了楼就是海关，他急切地向海关人员讲叙，把我的护照、机票摊开在柜台止，一个大印当即盖在了护照上，海关内的一位漂亮的女士微笑着，用纯正的英语对我说：“欢迎你到乌拉圭来做客，特别祝贺你今天好运气，这次航班因故晚点一小时，请不必着急”

　　My  God !

　　又是一个奇迹，真要好好感谢上帝了。令人费解的是，乌拉圭的海关竟设在阿根廷的机场，难怪飞往乌拉圭要在阿根廷的国内机场搭机。

　　入关前，我紧紧地握住卡洛斯的大手，不住地道谢。他憨厚地笑着并示意我赶快进关。突然我想起衣袋里有两包澳洲的 Winfield 香烟，急忙掏出来塞进他的手里……。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巴西美洲华报刊出〕

      作者當年在北京101中學(后排右一)

闲话“贵族学校”              田沈生

 　　前不久，一位身居中级白领的朋友向我抱怨：夫妻二人望子成龙，节衣缩食，送独子进入私校就读。谁知才半年，孩子频频表示不愿继续，希望回到以前的教会学校。追问究竟，孩子支唔不语。身为家长大惑不解，钱花了不少，反叫孩子不欢心，这是何苦来呢？

　　依我看答案其实很简单，十来岁的孩子多半是因为内心承受不住周围环境的压力。私校人称“贵族学校”，学生大多是达官显贵，富贾殷商子弟。名牌的汽车手表，高档的服装用品司空见惯，居家条件生活质量更是令一般家庭的孩子相形见拙，在与这些同学的交往之中难免令人产生自愧不如的感觉，内心无端地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在这方面我本人就有过切身的体会。

　　“文化革命”以前，北京也曾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所“贵族学校”，那是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为自已的子女创建的特别学校。这些学校无论校舍，师资，设备和环境都远比一般学校优越的多。我曾“有幸”就读的学校就是其中一个。学校的东面是赫赫有名的清华，南面是京师第一学堂北京大学，西面是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学校就座落在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毁的圆明园里，那里的景色依然秀丽无比，校园依山临水，绿茵环抱，果木片片，花草丛丛，远离尘嚣，寂静安谧，尤如世外桃园。据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下一代人生活的更好，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或许因为自已本身读书不多，因此特意为自已的后代安排特别优越的环境，以利他们进入清华、北大这类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望子成龙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愿，看来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不例外。

　　后来据说由於太特殊，为了照顾“影响”，或是说为了掩人耳目，标榜人人平等，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择优录取有限的一些普通百姓家的子女，我便属此类。记得当年我以三门功课二百九十三分的总成绩，兴高彩烈地进入这所学校的高中一年级。

　　谁料踏进校园的第一天就产生了异样的感觉，首先在众多黄军装之中我的蓝制服显的格外突出。那年头，干部子弟大多以穿着父母的黄军装为荣，而且按官阶大小军装的颜色、式样、布料也有所不同。我的打扮无声地道出了我平头百姓的家世。这还在其次，学生家庭调查表总是令我心里忐忑不安，班里许多同学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打爷爷那代就是老革命。相比之下，我的祖父与外祖父，一个是富农一个是医生，更要命的是我的父亲还有历史问题，当年上大学的父亲为了抗日救国，投笔从戎，却“错投”了国军，虽说只是一个空勤技术人员，可也算是历史上一个抹不掉的大“污点”。他万万想不到，几十年以后，这段经历竟会令自已的儿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从小在大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小学到初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初中毕业时更是全校唯一的优良奖章获得者。可自从进入这所“贵族学校”，算是彻底认“栽”了。虽说论学习，那门功课也不比人家差多少，同学们在一起还也是友好和睦，互相帮助的。可在那鼓吹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年代，说话做事总是暗自感觉矮人一头。那年头各种调查表又奇多，一见表我就发怵，回到家里自然不好向父母提及这些困惑，只有默默地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时时笼罩在心头，私下里多少次后悔不该进入这样的学校。记得高中二年级时，我曾在日记里写下题为“无奈”的诗，其中写道：岭草笑涧松，地势因缘，相争无力心不甘…….两年以后，文革爆发了。那条“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一夜之间把校园里毫无利害冲突的学生对立起来，把人分为“红”与“黑”，同窗之谊一扫而空。无穷无尽的斗争愈演愈烈，整个神洲大地也从此也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动乱”……

　　二十年以后，也就是我准备来澳洲的一九八六年三月，我参加了母校四十周年庆典，真不愧当年是“贵族学校”，昔日的同窗，许多人已经步入“贵族”的行列，从那一排排漂亮的小轿车《注：那年头尚没有私人汽车》里迈出富态的脚步，昂首挺胸，春风得意，不少人身后还跟着带枪的警卫员。在寒喧中，在相逢一笑之中，当年我的那首诗又清淅地出现在脑海里……。

　　所以，无论过了多少年，对于过去的一切总是耿耿於怀，如果命运让我重新选择，我决不会再进入这样的学校，一个本不属於自已的圈子，即使进去了，稍有自尊心的人都会产生一种不大舒服的感觉，更何况是成长中的孩子。

（2001年7月16日）

值得改变的民族心态                     田沈生

　　当世界杯花落谁家，尚未揭晓之前，中国队早已偃旗息鼓，灰头土脸，打道回府。他们将面临的是传媒铺天盖地的责难和江东父老希望破灭的抱怨。

　　体能不济，技不如人，自然无话可讲。可在刚刚拿到汉城入场券时，甚至在出征前不久还在头脑发涨，牛哄哄地向外界勾画美妙的海市蜃楼：胜一场，和一场，以小组第二进入十六强。直到临行前虽说开始降温，但也还编织至少得一分，进一球的美梦。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足球队，当时国内的舆论一边倒地沉醉在首次冲出亚洲的狂喜之中。很少有人冷静地指出，这个机会不是是米卢的神奇，也不是中国队技艺的提高，说穿了，不过是主办国日本与韩国在外围赛中不排名次，中国队捡了个便宜而已。从几支亚洲球队在汉城的表演，可以得出清淅的结论：中国队离直正冲出亚洲还有相当的距离。碰巧中个六合彩的末等奖，就忘乎所以，举国欢腾，实在令人费解。

　　中华民族一向以勤劳朴实，谦虚谨慎，著称於世。可是这个民族也有一个缺憾，就是怕煽。而且一煽起来就收不住，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什么牛都敢吹。亩产三十万斤小麦，稀奇不稀奇？有照片为证。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你敢不信？天安门上一挥手，亿万人民玩命斗，而且一斗十年，乐此不疲，世界各地谁见过？

本来世界杯就是国际足球大奖赛，虽然它可以煽起人们的民族情绪，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可说到底还是一场球赛，纯粹体能技能的拼争，与国计民生并无很大关联。例如美国的足球不行，并没有影响它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龙头地位。唯独中国非要把它与改革开放，民族振兴等恢宏伟业联系起来。大张旗鼓地宣传，不断地升温。致使国内百姓，妇孺皆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三大成就：加入世贸，申奥成功和足球冲出亚洲。如今背负民族振兴大业的足球队带着九个零蛋返国，如何向寄望极高的国人交待，岂不是给经济飞腾的祖国脸上抹黑？其实这纯属人为给它套上政治的枷索，然而，被煽起的舆论自然又会有一轮新的口诛笔伐，队员教练自然在劫难逃。

　　在中国，例来如此：一些很普通的事情，会突然一阵风似的迅速漫延起来，很快形成热潮。文革期间疯行打鸡血，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结果，人人抱只小公鸡，争先恐后去注射；气功热时，举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少统统走火入魔，这功那功数不胜数；文凭热，驱使人们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搞到一个学位，真的没有假的也行；高考热，出国热，经商热，买房热…….这热那热，接连不断，人们在狂热之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已。

　　仔细分析，中国人这种极端的狂热，与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有很大的关联。而舆论的单一性在目前的中国又是很难改变的事实。可以想象，民众在铺天盖地的大肆宣传中，很难窥视到事实的真象和事件的原由，唯一所能做的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拾薪助燃。在焰高火热之中，又很难冷静地审视与判断，头脑发涨，在所难免。狂热是心态扭曲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再盲目地掺杂情绪化的狭隘民族主义，其后果有时是很可怕的。当年日本军阀内阁就是在狂热之中发动了侵华战争，梦想将整个亚太地区拼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最后惨遭失败。不仅为祸亚太各国，同时也给无辜的日本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前不久，有报导说中国已将珍宝岛划归俄罗斯。如果消息属实，那么当年的自卫反击战又如何解释呢？是否由于一时狂热，进行了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这是中国领导层值得反思的问题。由此看来，国民的狂热情绪往往与领导层的决策有直接的关联。众所周知，在中国凡是重大问题的决策又往往是由少数人甚至仅由位高权重的领袖一人拍板决定，这难免出现主观片面和情绪化的倾向。

　　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政治体制的变革也势在必行，而这才是民族狂热心态彻底改变的原动力。振兴中华不是喊一两句响亮的口号，它是脚踏实地不懈努力的结果。应从领导层做起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即将来临的曙光吧！

阿拉法特的悲哀                   田沈生

  　据报导以色列军队已将巴勒斯坦总统府包围，并一度冲入阿拉法特的办公室与其对峙。阿拉法特以拔枪自杀做为维护其尊严的最后手段，迫使以色列军退出，而做为巴勒斯坦国总统的他也被迫退入地下室。目前水电均被切断，食物药品短缺，阿拉法特与其随同人员犹如困守在与世隔绝的牢笼之中，前途堪虞。

　　几十年来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巴以冲突逐步升级，种族矛盾导致战争爆发。虽然三次中东战争均以阿拉伯世界的失败告终，然而巴勒斯坦人消灭以色列的决心却从未动摇。一些激进派组织开始运用恐怖袭击的手段来抗击以色列占领军，投毒、暗杀、爆炸最后竟发展到在公众场合屠杀以色列和平居民的境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逐渐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后，反恐怖主义己成为国际上的一股潮流，政治斗争若以伤及无辜的极端形势出现，必然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慨。以色列老谋深算，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扬言打击恐怖主义，有持无恐地发动了武装攻击，陷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於进退两难之地。

　　周所周知，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是强权政治的天下。缓和与对话从来都是在双方实力较量的基础上才可以体现出它的可能与公允。和以色列相比，巴勒斯坦人过於天真了。每次战败之后，不是反思自己的政策、方针，不是致利於加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自已的实力。而是企图以谈判或恐怖袭击的手段向战胜者乞求土地，这无异於与虎谋皮。做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言人的阿拉法特一向反对暴力战争，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两个种族由来以久的争端。为此他曾一度赢得国际社会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甚至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一同分享了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和平奖。也许是他被荣誉的光环迷住了眼，天真地以为两位获奖者握手言欢就可以化解两个种族世代恩怨。他从此放松了巴解武装力量的发展，醉心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中斡旋的巴以和谈，幻想从谈判桌上可以轻松地得到巴勒斯坦人民应得的权利。

　　中东地区是世界的油库，而油库起火便会直接危及到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这便是美国希望巴以双方和平解决争端的出发点。为此美国的确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国务卿不辞劳苦地奔走於巴以双方之间，苦口婆心。一代一代总统象家长一样，在白宫不厌其烦地哄两个调皮的孩子玩游戏，时而打一把掌，时而给个甜枣，尽力维持着中东脆弱的和平。然而人们忽略了一个严重的事实。那就是犹太人的势力太强大了，它不仅掌握着美国的经济命脉，而且还左右着美国国会的政治取向。因此这个“家长”在处理问题上的偏心是不言而喻了。结果巴以谈判越谈越复杂，越谈问题越多。积重难返的矛盾，逐渐超出了阿拉法特所能解决的权利和能力范围，而阿拉法特已经身陷其中，难以自拔。待他回首，阿拉伯世界对他微言四起，巴解组织内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他自知难以驾驭，更不要说去制止激进派发动的恐怖袭击行动动了。此时此刻，他这个总统已是风雨飘摇，四面楚歌。对内他既拿不出建国方针，治国良策。又无苏秦三寸不烂之舌，合纵阿拉伯世界。对外他明显缺少实力，难和以色列叫板。而以色列人瞄准阿拉法特的困境，一举击之，无往不利。如今总统府已遭突破，这已是巴勒斯坦人的奇耻大辱。躲在地确下室里的阿拉法特如同置身砧板，除了自我了断，剩下就得由以色列和美国这两位疱丁去商量如何解之了。

　　可怜阿拉法特一生致力於中东和平，到头来却身陷囫囵，令人唏嘘。奇怪的是每逢关键时刻，阿拉伯世界不知为什么总是表现得十分软弱，实在令人费解。

为了中国的体育事业       悉尼奥运特派记者  田沈生

记中国奥运代表团医疗组副组长运动医学专家田得祥教授

　　1992年在巴黎…莫斯科…北京国际方程式汽车拉力赛中，中国队里有一位年近六旬的成员与年轻的健儿们一同经历了漫长艰苦的旅途，终于胜利地到达了比赛的终点…北京。这位就是随队医师北京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主任田得祥教授。在中国提起李宁，李小双，郎平等为国争光的体育明星，以及老一辈体操名将王维俭等,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在这些世界闻名的运动健将和体育界众多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心目中，田得祥教授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明星”人物。四十多年来，田教授以其精湛的医术和一把平凡的手术刀使无数伤病中的运动员恢复了健康，重返体坛，再创辉煌，为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他的众多学术论文及著作填补了中国运动医学研究领域中的空白，为中国运动医学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趣异志 投身医学

　　五十年代初，一位中等身材、活泼机灵的年轻人从河北保定老家第一次踏入京城的大门，简单的行李卷上斜插着一把棕红色的二胡。年轻人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西城区西什库街的一座敦实的大门前，那白色的大木牌上有七个醒目的黑体大字：北京市第四中学。这是京城首屈一指的名校，建校近百年以来，从这里走出了数不清的箸名专家、学者、教授、科学家和政治家，在京城它被誉为社会精英的摇篮。时至今日，成千上万“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仍以子女能考入这所学校而感到自豪。在学校里，年轻的田得祥是一位活跃人物,不但学习成绩优秀，体育、音乐、绘画样样出类拔萃，尤其对音乐情有独锺。当年四中的音乐教师凌青云先生在声乐方面造诣匪浅，任劳动人民文化宫合唱团指挥，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教师。凌先生现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声乐系教授，首都联大艺术系声乐教研室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在凌先生的教诲下，田得祥无论从乐理、唱声、唱法以及用气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加上他自身的条件和良好的音乐素质，很快在声乐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入了业余广播合唱团，在不断的排练演出中，崭露头角，有望成为一名年青新秀，他淘醉在音乐的海洋之中。高中毕业时，曾立志报考音乐学院，选择音乐做为终生的职业。

　　就在这时，凌先生出人意料地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提出了相左的建议：弃乐从医。凌先生本身也是一位子承父志的箸名中医师，尤其是在诊脉和针灸方面深得家传秘笈，有其独到之处，曾医好过包括杨成武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的病疾，家中曾挂满诸多病患者感恩致谢的匾额。凌先生以自已多年的经历与感受，向自已的学生道出了肺腑之言：音乐娱人，从医救人。刚刚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年轻共和国，最急需的是大批治病救人的医生。就这样，田得祥听从了恩师的忠告，考入了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几十年来，他与凌青云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每逢凌先生生日或年节假日，他总是亲自登门拜访，年年不忘。

生活朴素　兴趣广泛

　　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并非象如今这样，充满了浪漫与诗意。那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田得祥是在清贫中渡过了四年大学生活，他习惯简单朴素，一箪食，一瓢饮足矣，把从衣食中节省下来的一点钱，全部用在了学习和诸多的参考书籍上面。图书馆是他四年大学生涯里最难忘的地方，在那里，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整个身心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贪婪地汲取着人类智慧的结晶，不断地完善自已，充实自己，为日后在事业上的奋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田得祥机敏聪慧，学习方法灵活，旁触类通，从不读死书，从来没有因为考试而废寝忘食，奇怪的是回回轻松过关，而且成绩不俗，令人侧目。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除了医学，音乐，体育，对古典文学也颇有研究，文革期间，为了搜集一套古版三国演义，他竟偷偷摸摸地骑上自行车，跑了好几天，最终如愿以偿。后来，为了提高英文听说能力，收听英文广播，在工作之余，他居然通过自学，亲自动手成功地组装了一部性能良好的半导体收音机。还计划安装一台录音机，后因工作实在太忙而被迫放弃，为此常常感到婉惜。他常说，动手制作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和娱乐的过程，既得其乐又实用省钱，何乐而不为？至於体育运动，对自幼好动的田得祥来说喜爱程度仅次於音乐，尤其是冒险刺激的摩托车竞赛，至今田得祥仍是兴趣盎然，不减当年，年轻时他曾是一位业余爱好者，多次参加过训练和比赛。如今年过六旬，仍以驾驶摩托车做为消遣和代步工具。田得祥这种喜动难静的性格也决定了他选择外科，尤其是以运动医学做为他的主攻方向，一干就是四十多年，乐此不疲。

乐观开朗　热心助人

　　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与同是医学院毕业的同学鲁纯新女士结为伉俪。那年代，做为医务人员，三天两头要加入医疗队上山下乡，夫妻聚少散多，直到文革开始那年，他们的大女儿才出世。一家三口挤在只有十一、二平米面北的小房间里，冬季北风呼号，霜雪拍窗，在室内也不敢轻易脱掉外衣。在文革动荡的年代里，就在这间斗室中，田得祥伏案疾书，专心致致地完成了多篇学术论文和教学讲义。偶尔空闲，在屋里那张唯一的书桌兼餐桌上，他还饶有兴致地焊接半导体收音机,随着试调的音乐，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弹琴做乐，逗女儿开心，更多的是漫步(真实是原地转圈)轻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那年头，国内的中年知识分子无所谓清贫困苦，有个安定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巳是心满意足，而田得祥从来都是知足常乐，今日不问明日愁的个性，因此在那间斗室里总是传出大人孩子的笑语欢声，家庭的温馨胜过了北国的严寒。

　　在北医三院(今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众多医生之中，田大夫是最繁忙的一个。除去教学带研究生之外，平日既要门诊手术，又要巡视病房，还要定期去国家体委运动队授课，巡迥医疗。常常是一个手术做完，刚进家门，急诊的传呼又到了，又要立刻返回医院。晚饭后，通常是他清理资料和埋头写书写稿的时间，既使没有突发事件的干扰，往往不到半夜也很难就寝。多少年来，他从早到晚，几乎一刻不闲，奇怪的是你从田大夫的脸上永远看不到疲乏倦怠的神态，总是神彩奕奕，精力冲沛，令人佩服不己。田大夫为人随和，热心助人，故结友甚多。这也给他繁忙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他的夫人经常抱怨一家人很少能吃顿团圆饭，只要他在家，不是医院来找就是朋友到访。医院的护士也摇头，田大夫的“表亲”实在多。那年头，医院象官场，有人好办事。朋友家人遇到急症创伤，大多托称是田大夫的亲戚，不图特殊，只求一点点方便，每当亲友求助，田大夫总是亲自出马，有求必应，他常说，治病救人，义不容辞。九五年，我父亲突发性脑溢血，若不是田大夫在场鼎力协助，得以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其后果不堪设想。在国内，尤其在关键时刻，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久居海外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对於急症病危的人来讲,时间就是生命，可是国内有许多繁文缛节的规章制度恰恰在拖延了抢救的时间，有时对生命造成了无可弥补的危害。医疗制度的改革在中国深化改革之中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种改革的成效目前还处於观望阶段,它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希望能引起高层领导们的密切关注。

医术精湛　技艺高超

　　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八年，田大夫做为访问学者两度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与外国同行的交往中，他发现在诊疗和手术方面中国的外科医生与国外相比毫不逊色，在一些中小手术中，中国医生的技术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哈佛他主持做的几例手术，无论从切口，修补定位到缝合都极为成功，特别是一例脚踝部手术，按田大夫提出的方案进行，结果比原计划减小了切口，缩短了手术时间，降低了手术后迸发症的风险，为病人早日康复创造了有利条件。手术的成功赢得了洋同事们的好评，更令他们对中国医生高超的医术刮目相看。事后，有人提及此事，田大夫不以为然，淡淡一笑：职责所在，何足褂齿。

　　外科离不开手术，手术缺少不了刀、锯、斧、钻等工具。因此田大夫常说外科医生象木匠，锯锯、钉钉、凿凿。不同的是没有木匠修修改改的便利，在人体上“干活”必须做到一刀准，这需要医生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高超的技艺。除了书本知识丰富医生的理论素养外，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不辞辛劳，勤学苦练，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这才是一位“悬壶济世”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救死扶伤”最大限度地减轻病患者肉体上与精神上的痛苦，这是起码的医德，要作一位称职的医生，只有不断地努力学习，工作中一丝不苟，业务上精益求精，事业上追求尽善尽美。几十年来，经田大夫亲手医治康复并重返体坛的著名运动健将数不胜数，其中田径有邹振先、李伟男、余维力，体操运动员有李小双、李月久、戚玉芳、于烈峰，女排的曹惠英，男足的曹宪东，举重赵庆奎等。对于工作中的一点点成绩，田大夫总是这样认为：切不可沾沾自喜，反而更要时时要提高警惕，千万不可以出现一点点失误，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九八九年，田大夫以运动医学专家的身份应邀访问日本，在一所大学的医学院做临床诊疗期间，他及时发现并纠正了一例误诊病例，使病人免除一次不必要的皮肉之苦，医院避免了一次的重大的医疗事故，为此，田大夫受到了日本同行们的鞠躬致意。

　　在多年不断的学习实践当中，田大夫研究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科学的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出运动创伤的病理根源，结合自已丰富的临床经验，几经易稿，终于完成了《创伤检查法》一书，为运动医学教学、科研和临床治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了运动医学的宣传、普及与提高，他又出版了《实用运动医学》一书，成为医科院校和体育院校师生必读的教材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随着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上的崛起，在运动医学研究领城里，田大夫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国内国外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在大小不同的学术研讨会上，田大夫发表和宣读了六十多篇具有科学价值的学术论文，其中“髌骨切除术在治疗运动员髌骨软骨病中的临床和病理探讨”，“运动员肘内侧肌肉韧带装置断裂”，“家兔关节骨软骨异体移植的实验研究”等十几篇论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赢得了国内外同行们的高度赞誉，为中国运动医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此，田大夫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奖，1980、1985、1988以及1997年多次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奖。

家庭幸福　功归内助

　　田大夫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大女儿从日本学成归来，从事专业美术工作，小女儿目前正在日本东海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往往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男士们的背后，总有一位默默无闻，做出巨大贡献的女士。田夫人鲁纯新女士就是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贤内助。同是医学院毕业的鲁纯新女士，在北京一家大医院任麻醉师,工作中勤勤恳恳，在家里任劳任怨。多年来，田大夫时常因手术无法按时下班，接送孩子，做饭,洗衣以及一切家务几乎全部落在鲁大夫身上，她出身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生活优越，从未做过家务，但她聪明能干，凡事一学就会，加上手脚麻利，总是能够三下五除二，把一个家里里外外打点的亭亭当当。那些年，工资微薄，上有年迈双亲，下有两个女儿，难得她精打细算，既要保证全家饮食营养丰富，又要有节余为女儿和田大夫添置新装，唯独她自己总是一身朴素的便服，舍不得更新。更值得敬佩的是鲁大夫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务中，善於抓紧点滴时间，认真看书学习。她边做饭边听英语广播，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据她讲，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可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丈夫的事业，只有忍痛割爱。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在两位专业人士组成的家庭里，没办法，只有牺牲一个去支持另一个了。听！这就是一位贤内助的心声，这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爱，因为爱的真蒂就是无私地奉献。事业上成功的男士们！请珍惜和爱护在您身后默默奉献的另一半吧。

老当益壮　永不言歇

　　如今年逾花甲的田得祥教授依然身强体健，精力冲沛，不减当年。他退休不退役，身兼主治医生、主任、教授、导师以及“中国运动医学杂志”常务编委，北京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医学顾问，北京市政协委员等技术及行政职务，工作虽忙，凡事依旧亲力亲为。平日里他坚持挂牌门诊；坚持一些重大手术亲自主刀；坚持登台授课，带研究生、博士生；坚持科研活动，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坚持箸书立说；值得赞扬的是，几十年来，田大夫坚持定期下国家运动队巡迥医疗，早年更是骑自行车每次往返几十里地，风雨无阻。除了方便运动员医疗，更多的是为教练员、运动员开班授课，讲授一些常见创伤的预防以及意外发生后如何在第一时间因地置宜进行抢救，避免更严重后果的发生，如何保护和延长运动生命这是医务工作者和教练员、运动员共同面对的课题。他强调，治疗是手段，预防才是根本。在田大夫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宣传教育下，国家队的广大教炼员，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安全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多年来，中国体育健儿扬威国际体坛，为国争光，在赢得众多奖牌，荣誉之中，也包含着田得祥教授曾经洒下的辛勤汗水。“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会争取在重大国际比赛中，为中国健儿保驾护航。”这就是田教授的心声。

　　今次田得祥教授以中国奥运体肓代表团医疗组付组长的身份到访澳洲，让我们这些澳洲华人向这位为中国体育事业和中国运动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默默贡献的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田得祥教授在访澳期间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后记：九月七日，即启程来澳前四天，田教授在北京骑摩托车遇险，一根肋骨骨折，面部及腿部多处受伤，其中面部缝合达七针之多。但他坚持登机来澳，目前除负责代表团医务工作以外并兼管女子曲棍球队，笔者昨日(九月十四日)在训练场地外见到他时，田教授依然神彩奕奕，行动敏捷，绝对看不出一位年近七旬之人在几天以前曾受过如此严重车祸的伤害，不禁令人啧啧称奇。               

完稿於2000年9月15日悉尼